《春秋》与《三国演义》,旧时一为“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1]的儒家经典,一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家言”[2],地位判若云泥。以现代观点来看,《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三国演义》则为历史演义体小说的开山之作,文体也截然不同。但细细研读《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其中与《春秋》暗相契合之处颇多。《三国演义》全书在思想主题、叙述笔法、内容剪裁、叙事结构等方面都深受《春秋》影响,有着较为明显的“春秋特征”。已有学者对《三国演义》与《春秋》某一方面的联系进行了论述,如探讨关羽形象与“春秋大义”之间的关系[3]112-117,“春秋笔法”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作用等[4]。本文将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三国演义》中所蕴含的“春秋特征”,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春秋》的特征
一般认为《春秋》本为周代各国史记之通名, 后孔子据鲁史官所撰修订而成《春秋》,《春秋》遂成为鲁国史记之专名。《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2714孔子修订《春秋》的目的,一方面是用作授徒的教本, 但更主要的是要在其中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的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正统观念
《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6]3297《春秋》中所寄寓的孔子的政治理想, 即为“春秋大义”,其内涵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统”等方面。[7]
“正名”就是定正名分,这是孔子认为扭转乱世的关键。《论语·子路》中孔子谈到了“正名” 的重要意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2506因此在《春秋》中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这样严格的区分就是为了确定各人的名分。又如春秋时代吴、楚等国国君均僭越称王,而《春秋》仍贬之为“吴子”“楚子”。孟子对此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赞誉[5]2715。
“尊王”的核心是尊崇周室,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对各诸侯国进行有效的统治;而“攘夷” 是为了抵御落后的野蛮部族的侵略,捍卫华夏的先进文化。
所谓“大一统”,是指实现全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领域的统一。《春秋·隐公元年》经文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道: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9]2196公羊学家不厌其烦地解释“元年春王正月”的“微言大义”,就是因为历法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孔子在春秋这样的乱世之中,提出“大一统” 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春秋》所倡导的“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统” 的思想是两千多年间我国政治伦理的核心观念,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一字见义”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是孔子在《春秋》中创建的一种行文方法,即在记述历史时,对人物和事件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通过词汇的选取、细节的描写、材料的筛选等方式,含蓄委婉地表达出作者主观看法。《春秋》中往往是一个字的差异, 便会体现出褒贬来,正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春秋·隐公元年》经文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其“微言大义”进行了阐发: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 ‘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10]1716“郑伯克段于鄢”六字,为“春秋笔法”之著例。
“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人极力称颂的著述方法,对后世的史学、文学著述都影响甚巨。
(三)“笔则笔,削则削”的材料剪裁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6]1944。“笔” 指“记载”,“削”指“删改”。前文已指出,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撰史记修订而成《春秋》。但孔子在修订过程中,不是照搬鲁国史官的记载,而是在原始记载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吴澄云:
《春秋》,鲁史记也,圣人从而修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修之者, 约其文,有所损,无所益也。其有违于典礼者笔之,其无关于训戒者削之。[11] “其有违于典礼者笔之,其无关于训戒者削之”是孔子“笔削”的标准。他既称赞“秉笔直书”的董狐为“古之良史”[10]2012;又宣扬“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8]2506。《春秋》并不完全遵循“善恶必书”的实录原则,而是有着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主观倾向,故多有“婉而成章”的曲笔。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历史的真实是晋文公召周天子会于践土,孔子认为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而曲笔记为“天王狩于河阳”[9]2262。这便是明显的“为尊者讳”的曲笔。孔子要在《春秋》中寄寓他的王道理想,体现他的善恶褒贬,《春秋》以求“善”为终极目的,不是以求“真”为终极目的[12]。
(四)“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
《春秋》的文笔一直为古文大师们所激赏。韩愈《进学解》云“《春秋》谨严”,欧阳修称《春秋》叙事“简而有法”。《春秋》叙事的“简而有法”主要表现在:
《春秋》 “录内而略外”。《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9]2210“录内而略外”, 对鲁国的事情记载详细,而对他国的事情记载则较为简略。因此,《春秋》虽然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各诸侯国的史实,但不枝不蔓,就在于它的叙事以鲁国为中心,兼涉其他诸侯国。
《春秋》还注重揭示事件之间的联系。如《隐公四年》:“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这几条经文便清晰地表明了卫国内乱的前因后果,此史实与彼史实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强烈的正统观念,“一字见义”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的材料剪裁和“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是《春秋》一书的显著特征。
二、《三国演义》所体现的“春秋特征” 《三国演义》与《春秋》,虽然文体不同,成书时间也相距近两千年,但上述《春秋》的几个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有清晰的展现。
(一)“拥刘反曹”与“春秋大义”
《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对“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是认同的。特别是毛氏父子改定之后的《三国演义》,这一思想倾向愈加凸显。“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 “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在《三国演义》中的具体体现。我们且看小说第一百回中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
(司马)懿曰:“吾主上法尧禅舜,相传二帝,坐镇中原,容汝蜀、吴二国者,乃吾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安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乎!汝曹氏不久为汉所灭。汝祖父皆为汉臣,世食汉禄,不思报效,反助篡逆,岂不自耻?”
司马懿称诸葛亮方面的国号为“蜀”,而诸葛亮自称为“汉”。小说中但凡蜀汉一方君臣自称一般都是“汉”,而魏、吴方面每每又以“蜀”呼之。蜀汉集团自称“汉”,显然是受到《春秋》 “正名”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认为己方是承继大汉的正统王朝,而魏、吴两方则属于“僭国”。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开宗明义就讲道:“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毫无疑问,小说作者是以蜀汉一方为正统的,自然要为之“正名”。
《三国演义》第一回描述刘备相貌:“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都是与常人相貌迥异的。对于这样的描写,我们并不会感到陌生。刘邦有 “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的体貌特征[6]342;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13]。这些神异的描写都是古人对“奉天承运”者的神化。显然,小说的作者是把刘备与刘邦、赵匡胤诸人等同视之的, 是“奉天承运”的正统统治者,这可视为是《春秋》“尊王”思想的延续。
《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在《三国演义》中也时有表现。诸葛亮《后出师表》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大义凛然,实际上就是《春秋》“大一统”的展现。而魏、吴两方也都表现了他们渴望一统的强烈愿望。曹操所赋“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的诗句表达了对天下统一的期盼;鲁肃也建议孙权“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14]289《春秋》倡言的“大一统”实为魏、蜀、吴三方共同的目标追求。
(二)《三国演义》的“春秋笔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15]97。《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主要是《三国志》及裴注,之外还有《后汉书》《资治通鉴》等。但罗贯中对于这些文献材料,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一番改造。有时,罗贯中的改动极其微小,甚至只有一个字的差异,但正是一个字的差异却往往寄寓了不同的褒贬色彩,是作者苦心孤诣之处,值得读者细细加以比较、玩味。可以说,罗贯中是深得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精髓的。
比较典型的是小说第一回中曹操出场的一段描写: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春秋三国,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
这一则材料采用的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的注文[16]2。但裴注原文中记载曹操听到许劭评价后的反应并非“大喜”,而是“大笑”[14]5。“大喜”与“大笑”,一字之差,而且意思看似相同,但其内在的含义却迥然不同。“大笑”反映了曹操性格豪爽,可能对于许劭的评价不以为然;而 “大喜”却表现了曹操本性狡诈,早年既已立志成为 “乱世之奸雄”,许劭的话语正中下怀,故而“大喜”。“大喜”与“大笑”,作者只改动一字,却清楚地展现了对于曹操的贬斥之情。
再比如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 徐州牧陶谦死后,刘备“遂领徐州”[16]521。而到了小说第十二回的描述是:
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关、张二公亦再三相劝。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使孙乾、糜竺为辅,陈登为幕官;尽取小沛军马入城, 出榜安民;一面安排丧事。
“权”乃“代理”之意。多一“权”字,表明刘备是在百般推却之后无奈才“代理”徐州牧的,这是为了刻画刘备仁义忠厚的仁者形象。但罗贯中笔下的刘备显得过于仁义了,无怪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道是“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15]98。
(三)《三国演义》对历史材料的“笔削”
《三国演义》中既有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也如同《春秋》一样,对历史材料作了“笔则笔,削则削”的剪裁。
小说中对于要宣扬的明君贤相是百般回护的, 用了不少了曲笔。第二十五回中关羽兵败之际,提出三项条件:“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 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而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的记载是“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16]11关羽本传亦云:“建安五年,曹公东征, 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16]560可见关羽是兵败被俘后降曹的,并无所谓的“土山约三事”。关羽是《三国演义》所要着重歌颂的对象,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更是民间义薄云天的“关老爷”。降敌之举无疑是关羽生平事迹中重大的污点,为了消除这样一个污点,作者苦心安排了“土山约三事”的情节,表明关羽是为了保全嫂嫂而被迫降汉而非降曹的。这样不仅无损于关羽的英名,其忠义精神反而愈加彰显。这样的处理显然是符合《春秋》“为尊者讳” 要求的。
而对于需要加以贬斥的一方,作者又会把正史中记载的他们的一些闪光点加以删除。小说第三十三回写道曹操平定冀州后,“一面写表申朝;操自领冀州牧。”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是:“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16]16首先,“操自领冀州牧”与“天子以公领冀州牧”的区别之大,读者自然是能够体会到的。再者,小说对于曹操“让还兖州”的行为却只字未提,这应当如何解释?“让还兖州”是一种遵礼的义举,这似乎是不符合作为乱世奸雄的曹操的行事方式的。对于这样的材料,罗贯中也就学习《春秋》的方法,将之“削”了。
(四)《三国演义》对“简而有法”的继承
《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历来得到大家的赞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继承了《春秋》 “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
我们首先看《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各诸侯国的史实,《三国演义》讲述了九十多年间魏、蜀、吴三国的兴亡,都可谓是千头万绪的。但和《春秋》一样, 《三国演义》也是显得有条不紊,条理分明,不枝不蔓。《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并不是平均用笔的,而是以蜀汉一方为叙事中心,曹魏集团作为蜀汉的对立面而存在,而孙吴集团又是魏、蜀两方的陪衬而加以弱化。据统计,全书一百二十回二百四十个回目对句中,有一百四十个对句直接关系着蜀主、蜀将和蜀事,约占全书的60% 左右[3]113。在蜀汉集团中,作者又是把笔墨集中于刘备、诸葛亮、关羽、姜维等几个主要人物身上的,因为这些人物寄托了作者渴望贤君明相的政治理想。张锦池先生指出:《三国演义》“于汉末各路诸侯中突出曹操、刘备、孙坚;于魏、蜀、吴三国中突出蜀国;于蜀国中突出诸葛亮,并使其所作所为牵动着魏、蜀、吴三国的全局。这种以主人公的生涯为主线写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反映了罗贯中的创作气魄,也反映了小说深得《史记》之壶奥。”[17]他是将《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归功于《史记》。其实我们更应追根溯源,看到《三国演义》对《春秋》“录内而略外”方法的借鉴。
其次,《三国演义》同样注重揭示事件之间的联系。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时代,魏、蜀、吴三方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错综复杂。要表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是颇费功力的,而《三国演义》颇为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注重揭示各事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尤其为人所称道。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作者共用了八回的笔墨,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草船借箭、黄盖用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孔明借东风、关羽义释曹操等若干个小故事。所有事件环环相扣,有张有弛,疾缓相间,成为组织严谨的整体。
三、《三国演义》“春秋特征”之成因
《三国演义》之所以有显著的“春秋特征”, 与作者的创造动机、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相似的创造动机
《左传》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0]2237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件不朽的事业。立德应是圣贤的事情,常人不可企及,因而儒家知识分子大多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但一旦功业不遂,又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立言”为目标,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中国古人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史记 ·孔子世家》谈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6]1943《报任安书》也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周游列国而政治主张得不到实施,将自己满腔的政治抱负付诸于《春秋》之中,希望后世能够了解自己。
我们对于罗贯中的生平知之甚少。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知其大约生活于元末明初。明王圻《稗史汇编》称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据说罗贯中还曾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的幕僚。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乱世之中,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志不得伸,只好转而“传神稗史”,将自己“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寄寓在《三国演义》之中。
竺洪波《〈三国演义〉:效法孔子作〈春秋〉———罗贯中“有志图王”新说》一文认为罗贯中“有志图王”是“效法孔子作《春秋》,所图之王当为观念之王,而并非指实际地争做帝王。”[18]罗贯中“所图之王”到底是什么姑息不论,但他应该的确是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和孔子作《春秋》有着相类似的创造动机──通过著述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垂范后世,以此实现人生的“不朽”。因此,在具体的创作过程,罗贯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春秋》的诸多特征了。
(二)《春秋》的巨大影响力
在儒家传统的“六经”之中,《春秋》的地位较为特殊,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之为 “礼义之大宗”。后经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大师的提倡,《春秋》的地位愈加尊隆,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著述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罗贯中对《春秋》等儒家经典必定是很熟悉,并深受影响的。
而且,每逢乱世,《春秋》的“影响感召力弥强”[19],其“尊王攘夷”思想越发闪现光辉。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正是异族统治的时期,山河板荡,神州陆沉,中华文明处于存亡绝续之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罗贯中《三国演义》表现了 “人心思汉”的思想倾向。“人心思汉”之“汉”, 应该不仅是指蜀汉之“汉”,还包括了“汉民族” 和“汉文化”。这是《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表现。
(三)文史不分的传统
我国古代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文学与史学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如先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虽是历史著作, 但又是我们讨论先秦文学时必须提及的。至于《史记》,更是被誉为“世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与“史”两方面都臻于极致。
与诗文相比,我国的小说是一种较为晚熟的文学形式。明代以前,小说被视为史书的附庸,人们很少从独立文体的角度去创作和评论小说。加之我国史学的发达,因此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时,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史官的笔法。如干宝本身就有 “良史”之誉,其创作《搜神记》追求的是“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的史家笔法[20]。唐代刘知几《史通》曾经提出史家应具备“三长”:才、学、识[21]。后章学诚又加了“一长”:德。才、学、识、德为史家“四长”。而由《三国演义》可以看出,罗贯中是具备“四长”的。梳理记载百年事件,是为才;谙熟《春秋》《三国志》《通鉴》等历史文献春秋三国,是为学;有卓越的历史眼光和视角,是为识;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是为德。罗贯中正是以史家观点来创作《三国演义》的,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卷首即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而《春秋》又是我国史家笔法的源头和代表,因此,《三国演义》全书带有浓厚的“春秋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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