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来说，刑罚的目的是制止犯罪，早期刑罚出于以牙还牙的报应性观念，手段上一般与犯罪行为存在一定对应性，这在“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念中就有明确体现，而劳役刑则不同于此。
劳役刑的产生，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另受肉刑者“充任贱役”，为其提供生存手段，这种初衷使得劳役刑从产生始，就与肉刑、耻辱刑的实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发展到秦代，劳役刑与肉刑耻辱刑往往结合适用，同时与一定的社会权利相关联，体现出一定身份性和标识性。
一、秦代劳役刑的名与实
从秦代出土文献中则能看到多种劳役刑名称，睡虎地云梦秦简中所能见的劳役刑名称就有数十种。不严格考虑它们之间的包含关系和轻重等序，罗列如下：斩左止黥为城旦、斩左止为城旦、黥为城旦（舂）、鬼薪、白粲、刑隶臣、耐隶臣、司寇、耐为候。
城旦舂等名称因本义与劳役相关，而成为秦劳役刑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事实上，秦的劳役刑名称与其本义所代表的劳役内容，在法律上并非一一对应。不同劳役刑徒从事同种工作是常见的现象，出土秦律中有诸多例证。
城旦虽本义为筑城，但也并非一定要从事土工，而司寇、白粲虽本与土工无关，亦可与城旦一起承担高强度的劳动被判鬼薪者亦可在官府服杂役，为大夫所监领。隶臣妾刑役的内容更为广泛。隶臣妾既可在官府服杂役，亦可从事农务、参与筑城，甚至在司寇人数不足时，可替代其监率城旦舂。
诸劳役刑在刑役内容方面的界限，并不像其本义一般严格和明确。秦律中的劳役刑，刑役内容仍具有其各自固有的特征，若非如此，秦简中劳役刑数刑并罚的情形也就会失去意义。
《二年律令》记载：“城旦刑尽而盗臧（赃）百一十钱以上，若贼伤人及杀人，而先自告也，皆弃市。”
公士以下的人以劳役抵偿赎刑、赎死的罪，要服城旦舂的劳役。这恰说明城旦舂在事实上指代了一定的劳役内容。但这种劳役内容并不能决定城旦舂在法律上高于鬼薪白粲等刑罚。
在秦律中也有一些关于劳役内容的禁止性规定，如《司空律》，不允许任用司寇及有特殊技艺的隶臣从事官府杂役。而这种严格的禁止性规定，恰说明不同种类刑徒之间混杂劳动才是常态。因而在秦律中，劳役内容、劳役的轻重程度，并不是决定劳役刑轻重等序的主要依据。秦的劳役刑体系另有划分标准。
二、秦代劳役刑的法律内涵及划分标准
秦的劳役刑包含劳役内容，但刑役内容和强度并不能作为各种劳役刑，在法律上划分轻重等次的标准，不能代表劳役刑的法律内涵。决定各种刑罚轻重等序的有二：一是各劳役刑名称中所承载的身份权利内容，二是与劳役刑结合的肉刑和耻辱刑对身体的毁损程度。
这两者相结合，一方面，在单一的刑罚体系中糅合了过多标准，模糊了刑罚等级划分标准；另一方面，使原本具有救济性质的劳役刑，被赋予了权利剥夺和身份区分的内涵。在这种刑罚体系下的刑徒，想要进行身份变动、改变命运是极其困难的。
秦刑徒和奴隶之间、刑罚处罚和社会权利分配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秦及秦以前刑徒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并不大。这使得原本代表某种固有劳役内容的城旦舂等名称，在作为刑罚体系中的一环时，并非依据劳役内容轻重来区分高低等序，而是通过与社会身份的结合，依据这些身份所拥有的社会权利多少鬼薪白粲，来区分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罚的轻重高低。
这种区分标准下产生的结果，是劳役刑徒地位上升的困难。身份的变化涉及到财产、政府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变化，不可能灵活随意。
举例来说，从庶民变为隶臣妾意味着受到政府更加严格的监管，更容易触犯刑律导致累犯，在身份降等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从隶臣妾变为庶民，则缺乏常规性的渠道，困难也更多。
《仓律》记载：“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
隶臣妾要免为庶人，必须以特定劳力为交换，或是丁壮年男子自愿为隶臣，或自愿冗边，或以军功爵位替代。这些要求多半是以青壮劳动力替代老弱，并非对等，且限制严格。可见，陶安所认为的社会身份的灵活变动，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
秦主要劳役刑中，除城旦舂等本义与劳役相关的名称外，还有刑、黥、劓、斩左止、耐、完等。其中，黥、劓斩左止等属于肉刑，乃类似于髡，属于耻辱刑的范畴。较为传统的划分方式，是将肉刑、劳役刑等割裂开来进行分类。
第二种分类方式，是分秦刑罚为“死”“刑”“耐”“赀”四等，其中“刑罪”代表肉刑与城旦舂等名称的结合，“耐罪”表示耻辱刑与城旦舂等的结合。其中，肉刑、耐刑是刑罚等级，城旦舂等是劳役等级，秦律对罪人刑、役并举，以表示罪等的轻重，刑名相同者以役名之不同区分罪等之高低，并认为犯耐罪以上者会沦为奴隶。
另一种方式，则是以城旦舂等名称为中心进行划分。《秦律通论》认为城旦舂可附加一切肉刑，鬼薪、隶臣妾既可附加肉刑也可附加耐刑，司寇、候只能附加耐刑，从附加关系上将几种刑罚划分开来。
秦劳役刑等级的划分，包含了两个标准：一为城旦舂等本意与劳役相关的“城旦舂”体系；二为与城旦舂体系相结合的肉刑、耻辱刑。
城旦舂等名称，在秦包含两层含义：一为劳役内容的差别，二为与社会权利相关的身份。从秦律中可以看出，劳役内容造成的差别不是不存在的，城旦舂等刑罚仍各自代表了较为特定的劳役内容，否则不会出现“居城旦舂”这样的用法。
但同时，被判不同名称刑罚的人，在律文规定中又可以从事相同劳作，可以被集中用于土工或铁官之事上，这说明，城旦舂等名称虽然代表了特定的劳役内容，但这些劳役内容的差别并不具有刑罚等级上的区别意义，不能决定刑罚等次高低的标准。
而具有法律意义的标准，则是它们所代表的社会身份。这使得城旦舂等虽然是劳役刑名称，但决定它们之间上下等次关系的并非劳役内容，而是身份性的内容。
秦的劳役刑，虽然都包含“服劳役”的内容，但劳役并非刑罚轻重的决定性因素。刑罚轻重主要由“是否受肉刑处罚”和“身份等级是否变化”两个方面影响。肉刑一旦施行，标志鲜明且终身伴随。刑徒免为庶人，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两个方面鬼薪白粲，都难以通过常规的渠道恢复。
三、汉初劳役刑对秦的延续
秦的劳役刑，承载了身份性和标识性内涵，而汉初刑罚制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延续了秦代。虽然秦至汉初，劳役刑徒的身份关系并非不可改变，但免除刑徒身份、提升社会地位却并非易事。同时，劳役刑可与肉刑结合适用，受肉刑之人，身体残缺，刑徒的标志性仍难以抹灭。
《二年律令》记载：“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
汉初劳役刑主要包括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其他名称均为肉刑、耐刑与这四者的结合。可见汉初的劳役刑体系基本沿袭秦制。
相比之下，汉初的刑罚体系中减少了一些肉刑的内容，例如在汉律中并未出现黥劓城旦舂这样的复合状态，肉刑与鬼薪白粲、隶臣妾结合的状况也没有出现。这使得汉初的刑罚等序较秦略为清晰。
虽然汉初的刑罚体系较秦律略为清晰，减少了一些刑罚等序上排列不清的状况，但并未改变肉刑、劳役刑、耻辱刑在名称上的复合，亦未将社会权利从刑罚等序中剥离出来，因而仍然存在标准不统一和刑徒身份难以改变的问题。
结语
秦的劳役刑与劳役本身不是一个概念，劳役刑并不以刑役内容作为划分刑罚等次的方式，而是以劳役为形式，通过与社会身份相结合，承担了区分犯罪者与庶民、犯罪者相互之间社会权利差异的内容。同时，由于与肉刑、耻辱刑的密切结合，又具有了劳役所不具备的身体标识性特征。
这种复杂性是秦的劳役刑与新五刑中徒刑的最大差异，主要源自秦政府对劳动力长期、随意性征用的需求，而汉初虽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刑罚制度上却仍然延续了这一特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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