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门的蒙语名称
J o e l E r i k s s o n在1 9 2 0-1 9 2 9年间拍摄的南天门
乔彦军
1984年的《张家口市地名志》记述，南天门明朝建村，因山上有自然形成的石门而得名。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口北三厅志》记载，张家口同知属分驻乌里雅苏台千总管下，自朝阳村起，西至镇虎台口外山西丰川卫界，共一百二十五村窑，其中包括南天门。曾任察哈尔都统署第一科科长的江都(今扬州)诗人董玉书记述，“大境门外八里许，道北有一山，俗名南天门。顶有石门，其形圆，天晴则中分为两半圆形，阴雨则合。周健龙有诗云：一角石门云际启，土人嘉号锡南天。”
南天门一带也是地质专家学者经常光顾之地，巴尔博的“南天门系”即源于此。“张家口系之喷发，正当阴山地动之末，厥后地面隆洼悬殊南天门在哪个地方，河谷纵横，侵蚀大盛，造成扇形冲积层，即南天门系也。南天门系以厚层松散十字层之砂砾岩等为多，大抵由张家口系之斑岩冲流而来。至今一部覆蔽于玄武岩之下，一部存留于断层落下之低处。在南天门之南，本系厚可六百呎，最为发育，因以名焉。其分布西始万全之西南天门在哪个地方，北展而东折，以至张家口与南天门一带。”
西沟河谷尽头的汉淖坝，在文献中有着多种特别称谓。道光甲午（1834）重修版《万全县志》记为“生金图坝”，同治十年（1872）察哈尔都统额勒和布日记中称“生金坝”；咸丰十年（1860）察哈尔都统庆昀在奏文中称“僧济图坝”，1890年代初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其著作里使用了“僧机图达坂”。“达坂”“坝”是蒙语，山岭之意。“生金图”“僧济图”“僧机图”等也是蒙语，而且是同一蒙语在音译为汉语过程中使用不同汉字的结果。这种现象在蒙语音译汉语时十分普遍，已故著名蒙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针对蒙古驿站之名曾经指出，“汉文音译无正字，所以官书和私著关于驿站的写法，用字颇不相同。”“生金”“僧济”“僧机”本意为窟窿、环儿、把手等，“图”是有的意思，和“坝”或“达坂”结合起来，就是窟窿山或把手山。这种蒙语称谓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存在，仅这西沟、元宝山、南天门及汉淖坝等长城外区域在明代已是宣府西路边境之外，属蒙元势力范围。加之这条河谷又是蒙汉来往的天然通道，穿行其间的蒙古人难计其数。
按照庆昀、额勒和布以及波兹德涅耶夫等人的用词，西沟河谷中一定有“窟窿山”或“把手山”存在。确实，南天门之山正是这样一座窟窿山或把手山。至于南天门的“生金图”“僧济图”等蒙语名称，现在已是鲜为人知。
1883年，季雅各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著作《蒙古人》(A m o n gt h e Mo n g o l s)。该书“第14章张家口”由蒙古高原边缘进入张家口的山口写起，“蒙古人从家里出发前往张家口，不失时机地观赏风景或沉迷于有关地球表面的变化，他们下马并牵着马，尽可能地爬下陡峭的山坡，在到达底部时重新调整鞍座，吸一口烟，把烟斗插进靴子，重新上马，继续沿着通往张家口的多石急流河床前行。山谷的宽度各不相同，在其大部分路线上都被陡峭的山丘包围着，有些山丘高达数百英尺。在山谷稍宽一些的地方，有两三处紧靠山坡的村庄，许多房屋只是在悬崖上挖掘出来的，装有门窗，形成了一个正面。土壤被冲走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奇形怪状的岩石，形成了轮廓突出的浮雕，其中一块形状像杯子的把手，蒙古人说那是他们的一位传奇英雄的拴马石，这条通往张家口的道路因此被命名为‘把手通道’（H a n d l eP a s s）。”
在季雅各的记录里，“陡峭的山坡”即汉淖坝，“形状像杯子的把手”即图1的南天门，“把手通道”即是以南天门把手山或窟窿山的存在而对整条西沟河谷的一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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