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故事-从《史记》中的“复仇”故事看司马迁的复仇观

复仇，是各类文学作品最爱敷衍的题材之一。从弗莱的原型批评研究可以得知，原型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在文学作品里反复出现，足可被认作人的文学经验之总体的因素。”复仇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曾多次出现，也可被称作是原型。在古代中国，复仇故事通常由口口相传、并由史书记载下来。《史记》作为汉朝为止规模最大、体例最全的史书，对复仇题材也有很多描写。具体来说，《赵世家》《伍子胥列传》《范雎列传》提供了最完整、动人心魄的复仇事例，其他也有诸如苏秦面折其嫂，韩信报胯下之辱的故事，但篇幅都较为短小，对复仇的手段及方式没有进行详细叙述，此篇文章就不做深究。

《史记》中这些赫赫有名的复仇故事，在后代不仅被敷衍成戏剧、小说，成为民间歌颂的对象，也被译往国外，如赵氏孤儿在元代被伏尔泰译作《中国孤儿》。可以说，《史记》对后世的复仇观念影响深远，其复仇情节的曲折、颠覆少数可能有虚构成分，但大多数还是来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这不得不说是与司马迁的复仇观念有关，“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饱受酷刑的折磨，但他为了完成《史记》这部煌煌著作，只得隐忍苟活。因此，《史记》中这些复仇情节正是司马迁愤懑不平思想的发泄，越发充满了真情实感与动人心魄的力量。“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中的复仇故事正是这样与司马迁的生平遭遇相映成文，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与探究。

复仇的原因

赵氏孤儿的故事是血亲复仇的代表。血亲复仇在宗法社会中是最为主流的复仇故事，通常是由某个有名望、值得信赖的长辈告诉主角身世，再由主角完成对上一辈仇怨的复仇行动，这也是中国复仇故事的典型。血亲复仇是行孝尽孝的体现，也是对人伦纲常的维护，倘若为人子不能做到为父报仇，则其个人品行便会受到非议。晋灵公时，武臣屠岸贾与文臣赵盾不和，设计陷害赵盾，在灵公面前指责赵盾为奸臣。赵盾全家三百余口因此被满门抄斩，仅有其子驸马赵朔与公主得以幸免。后屠岸贾又假传灵公之命，迫使赵朔自杀。公主被囚禁于府内，生下一子后托付于赵家门客程婴，亦自缢而死。程婴将婴儿放在药箱里欲救出孤儿，负责看守的将军韩厥同情赵家看不惯屠岸贾的恶行，放走程婴与赵氏孤儿后为保证孤儿的绝对安全亦自刎。程婴携婴儿投奔赵盾老友公孙杵臼。此时屠岸贾急欲斩草除根，为搜出孤儿便假传灵公之命，要将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杀绝。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决定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以保全赵家血脉。后程婴便向屠岸贾告发公孙杵臼私藏赵氏孤儿，屠岸贾信以为真，派人找到婴儿并杀死。公孙杵臼大骂程婴和屠岸贾后触阶而死。屠岸贾心事已了，便收程婴为门客，将其子程勃（实为赵氏孤儿）当作义子，又取名屠成。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告诉其实情。赵氏孤儿悲愤不已，决意报仇。此时灵公已死，悼公在位，程勃将屠岸贾专权横行、残害忠良之事禀明，悼公便命他捉拿屠岸贾并将之处死。赵家大仇得报，赵氏孤儿恢复本姓，被赐名赵武。

伍子胥为父亲、兄长复仇，也是血亲复仇的代表。伍子胥遭到楚国太子的老师费无忌的陷害，父亲和兄长都被楚平王杀害了，他被迫逃往吴国。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复仇过程作如下描述：遭奸佞，父兄被杀；图雪耻，亡走异国；过昭关，越险赴吴；存大志，助阖闾立；谋国事，数请伐楚；得良机，引兵入郢；鞭王尸，终雪大耻。

不同于以上几种类型，范雎的复仇是为个人尊严、名誉进行的复仇。范雎早年家境贫寒，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魏昭王让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往，凭雄辩之才深得齐王敬重。齐王欲留他任客卿，并赠黄金十斤，牛、酒等物，均被谢绝。须贾回国，不仅不赞扬他的高风亮节，反向相国魏齐诬告他私受贿赂，出卖情报。魏齐命人把范雎打得遍体鳞伤。范雎佯装死去，舍人禀告正在饮酒的。喝得面红耳热的魏相命仆人弃其于茅厕之中，让家中宾客撒溺。被扔到野外的范雎乘夜爬回家中，藏于民间，化名张禄。

复仇的手段及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孟子曰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伍子胥忍辱奋斗，顽强不屈，最后复仇成功的经历正是对孟子这段话最准确的诠释。伍子胥在逃往吴国时,一路历经磨难﹑备尝艰辛。伍子胥先至宋,遇宋有乱又与太子建奔郑国,太子建谋郑国被除杀,而后和太子建之子胜逃往吴国,逃亡中至昭关,昭关欲执之， “伍子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赖一渔父渡之，“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伍子胥为了复仇，疾病、乞食、九死一生，命运可谓悲惨。司马迁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极力体现的伍子胥为复仇忍受的苦难和艰辛，把伍子胥含辛茹苦、隐忍就功名的复仇英雄形象描绘得真切感人。

伍子胥在复仇过程中借吴国之力报父兄之仇，“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可以说，伍子胥是仇报耻雪，名震天下。

在《伍子胥列传》结尾“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赞赏之意溢于字里行间。我们从司马迁的评价中不难看出，他对伍子胥这个复仇人物的偏爱。这种偏爱与他独特的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不仅生理上受到严重损伤，心理上也受到严重的摧残，使他承受着奇耻大辱。封建时代讲“忠孝”、“务本莫贵乎孝”，而保护好自己身体是孝的第一要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教之始也。”司也迁也深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有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所以受宫刑，不仅辱没他本人，也污辱了他祖先。这必然在他心中产生强烈的复仇情绪。这种强烈的复仇意识使得他的认知心理和审美心理发生了改变，也使得他对冷酷现实有了与常人所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对于那些敢于与命运抗争，历经磨难，顽强不屈，“弃小义，雪大耻”的复仇者，他由衷地敬佩和喜爱。他们的经历对他而言仿佛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复仇的希望。由于汉武帝的专制，司马迁不能用传统的杀人复仇的方式，也不能用韩信、范睢等人嘲讽的方式，他选择了发愤著书来实现自己复仇的愿望，通过对复仇人物的描写，在自己的内心架构起一个理想怕复仇世界，所以他常常在描述复仇人物时产生一种幻化意识，仿佛自己成了书中的复仇者，尽情地渲泻自己愤怒的情感。在记录伍子胥的复仇的过程中，伍子胥的复仇史传达出他强烈的复仇意识，成为了他向汉王朝复仇的代言人！他那不甘屈辱，不甘沉沦的思想和灵魂找到了释放的缺口，他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情感找到了寄托和抒发。

他认为假若伍子胥为尽孝而与父亲一块死，那么他的死“何异蝼蚁”？毫无价值和意义。而伍子胥为复仇选择了“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忍就功名”之路，司马迁认为“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言为心声，司马迁的复仇思想在其议论中一览无余。在《报任安书》中他曾就自己选择宫刑袒露心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司马迁的故事，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司马迁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怨仇，为保全气节放弃复仇而去死，其死不过是保全了“小义”，是“轻于鸿毛”的。如果为实现复仇之愿，能“弃小义，雪大耻”，其价值“重于泰山”，因而世人评价说“太史公满腹怨言，亦借题发挥，洋溢于纸上，不可磨灭矣。以伤心人写伤心事，哪能不十分出色” 。

司马迁的复仇观

司马迁常常赞扬那些在生与死、义与利面前舍生取义，重义轻生的侠士、刺客，他们的复仇“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侠义之举却是可敬可佩的。《伍子胥列传》在围绕伍子胥复仇这一情节展开的同时，又塑造了一组复仇人物的形象，其中一个就是白公胜在复仇时所养的“死士”石乞。司马迁对这一小人物亦倾注了自己的一腔激情。当白公胜复仇失败自杀山中后，石乞被虏，当楚王问其“白公尸处，不言将烹”时，石乞无所畏惧地说“事在为卿，不成而烹。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而石乞终被烹。本来白公胜的复仇是本传的余波，小人物石乞之死本可不费笔墨，而司马迁饱含情感，把他的死写得非常悲壮。这样的死，司马迁认为死得其所，士为知已者死。很显然，这表现了司马迁“舍生取义”、“重义轻生”的伦理道德观，他与李陵“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情之余欢” ，当李陵出事时，他仗义直言为李陵辩解，同时也是尽忠直言，不想汉武帝枉杀良将。后来司马迁身陷囹圄司马迁的故事，却“交游莫投，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莫不让人心寒，司马迁此时的仇恨心理是可想而知的。他笔下的伍子胥也是因为直谏吴王后被吴王赐死，可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是他的真实写照，而最后伍子胥的那一声惊天地的复仇之声，亦是司马迁内心强烈复仇意识的呐喊！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以道统为己任的君臣心理，这在《史记》中有明显的表达，《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后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有五百岁，有能绍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让焉。”司马迁对孔子及对《春秋》给予极高的评价，对孔子所从事的伟大文化事业热烈向往，他把《史记》著述与孔子联系起来，司马迁的精神生命因而找到了一个崇高的支撑点。他认为天下之道集于自己一身，挽狂澜，拯焚溺的大任非己莫属。他自视甚高，充满信心，毫不客气的要做孔子第二，周公第三。他以孔子写《春秋》自比，他要用“深切著明”的历史事实，来帮助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事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达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改良现实政治的目的。正当他怀抱理想，专心著书时，惨遭宫刑，成了人类所不齿，天地所不容的异类。这势必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由这种心理反差萌发复仇信念。而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临终之时继承遗命，要编写《史记》以遗后世，这种强烈的要创作第二部《春秋》的信念支持着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并且隐忍苟活下来，“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又不表于后色也”，司马迁将这种卓越的生死观复仇意识渗透到了《史记》中，才塑造了这个“弃小义、雪大耻”的伍子胥形象，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赋予伍子胥的生死观即是他在痛苦中形成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生死观，这种对生死的透彻分析，才使得他忍辱负重，将自己对社会和统治者满腔的愤慨尽情挥洒出来，发愤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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