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多数沿线国家和地区恰恰是西方国家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低甚至是被遗弃的区域。沿线国家涵盖了东南亚、南亚、东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等地区65个国家，其地域面积占全球1/3以上，其人口总量占全球60%以上。其包括了东亚、南亚和中亚的中低收入国家以及西亚北非19国和中东欧20国的中低收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福祉发展为中心。“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扩大了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弥补了西方国家“全球价值链”的缺陷，扩大了世界市场，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对国际分工的扩大，不仅表现为经济地理疆域的扩展，而且也表现为各类商品贸易和投资的扩展。2013—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近1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2300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近7300亿美元。其中，2021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11.6万亿元，创八年来新高，同比增长23.6%，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29.7%。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批海外仓建成并投入运营。首个海外仓供需对接的海外智慧物流平台——“海外仓服务在线”正式上线。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5万列，运送146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2%、29%。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中西部省份也利用区位优势参与了国际分工合作，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而扩大了世界市场。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由126.3亿美元增加到186.1亿美元，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累计直接投资达到1359.2亿美元。与此相对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上升，2020年已经达到14%。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多数都落户在合作园区中，形成新的生产性企业，带动了就业，为当地政府提供了税收。截至2019年底，纳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113家，累计投资419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区累计投资350亿美元，占比达到83.5%。当年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3万个。此外，还有一批未进入商务部统计，由地方政府统计的境外合作园区，在57个国家建设201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138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达到68.7%(刘洪愧，2022)。中国企业的投资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大大增加了世界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而且为沿线国家的生产潜力提供了释放的可能性。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为西方跨国公司所不为。但是，不能指望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就带来很大收益，这需要一个过程。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是有利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基础设施当时建设的成本非常低，但过几年可能就建不起了。基础设施从长期来看，它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对此，一般发展中国家为此只好申请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而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根据合作伙伴的需要，多方筹措资金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施工和初期的运营，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承担了最大的经济风险和压力。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GTT)的资料，2013年1月至2022年6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共2836项，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占比达到62.7%。从更长时间段看，2005—2022年，中国海外投资中的问题投资共347项，占投资总项目数9.0%，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现问题投资224项，占比为7.9%，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问题投资占比5.3%，低于总体水平。在14个行业中，能源和交通投资最集中，但在沿线国家出现的问题投资只有94项，比2013年前下降了。造成问题投资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并非全部是由债务违约引发。从这些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的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且收益大于风险。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释放了合作伙伴的生产制造和贸易的潜能；有的释放了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潜能；有的释放了粮食供给的潜能。例如，中国与刚果(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在释放前者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同时，为后者生产全球超过2/3的钴矿提供了机遇。
第三，中国发起并占有最大股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创新融资安排，关注债务可持续性和民生问题，其融资支持的项目为成员国提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
2020年1月16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五周年的日子。五年来，亚投行成员从最初的57个增加到103个，为28个成员的108个项目提供了金额为220亿美元的融资，有效满足了成员在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融资需求，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特别是积极应对了新冠疫情的挑战，有效地促进了国际金融治理的完善。亚投行的业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贷款，包括直接贷款、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二是股权投资；三是提供担保。此外，亚投行还建立了特别基金，并为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为保证有效运行，亚投行确定了与其他机构有区别的战略重点领域，制定了高效透明的运营规则，并积极回应了成员广泛急切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对融资需求确立了三个优先考虑，一是可持续发展领域，即绿色发展领域；二是跨境互联互通设施，此类项目必须在满足财政可持续性、环境保护和社区介入的前提下才发放；三是能够动员与激活私人资本参与的项目。亚投行强调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从融资活动的结构分布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亚投行的主要宗旨和重点领域。其中，能源、交通、水利占了很大的比重。
截止到2020年底，在220亿美元融资中，南亚成员应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中印度的项目数最多，有20个项目获得了50.8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占总金额的23%；项目数第二位的则是孟加拉国，11个项目获得了18.29亿美元的支持；巴基斯坦有6个项目，获得了12.68亿美元的支持。西亚的土耳其有9个项目，获得了21.3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有5个项目，获得了9.33亿美元的支持。东亚除了印尼有8个项目获得20.899亿美元支持和菲律宾获得较多支持以外，其他成员项目普遍较少。俄罗斯有共计8亿美元的两个项目申请获批。作为出资最多的中国，获批的项目只有4个，共计11.35亿美元(欧明刚，2021)。显然，亚投行不是在实现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中国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亚投行还关注迫切的民生问题，2020年4月决定为应对新冠疫情投入资金。到2020年底，有21个“新冠疫情危机恢复便利”项目获得批准，金额高达62.099亿美元，这些资金有效帮助了这些国家防控疫情、缓解疫情对宏观经济、企业和金融体系造成的不利冲击。亚投行十分关注项目所在国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亚投行总是希望基础设施投资能给这些国家创造增长的条件，而不是增加其债务负担。因此，鼓励项目所在国对融资计划做出适当调整，有的要适当放缓政府投资，更多地运用私营部门的资金。亚投行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帮助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一是对非主权担保项目提供长达18年的贷款，二是适当参与股权投资，三是新开发了ESG增强信用管理投资组合。亚投行不断研究各种不同方式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因此，在亚投行投资只占项目总投资额的20%左右(差不多是五倍的杠杆率)的情况下，对项目的启动却至关重要，增加了私有投资者对项目的信心。私营机构认为，多边开发银行更有能力与当地政府商谈项目条件，其参与的项目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这样，私营机构自然愿意跟随多边开发银行共同投资。亚投行成立七年多的实践，有力驳斥了一些西方媒体对共建“一带一路”中的融资安排造成项目所在国债务陷阱的诬蔑。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答案之二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包括治理理念和各种公共品，是当今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习近平，2020)。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治理赤字”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首先，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程度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裴长洪，2014)。以官方对外发展援助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呈不断增长态势，而美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出现了明显减少。尽管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意愿程度下降，但仍然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一言堂”话语权。其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希望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也愿意主动分担一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国际公共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是由霸权国美国提供，导致强制性消费，可供其他国家选择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不多。二是全球公共产品存在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矛盾，而且全球公共产品的空间可达性越来越低，难以传导到“神经末梢”，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基层民众被“边缘化”。世界银行、WTO的发展援助条款政治色彩浓厚，非政府组织不能直接参与WTO决策等。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反映了霸权治理与民主化要求的矛盾，全球集中治理与区域特点之间的矛盾，等级化治理架构与网络化延伸要求的矛盾，集中起来就是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上层建筑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的矛盾。
“信任赤字”和“和平赤字”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另一矛盾，即经济活动与观念、意识形态的矛盾。“信任赤字”表现为单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西方媒体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全部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主张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
“和平赤字”表现为霸权主义制造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为代表的陈旧理念根深蒂固，霸权霸道霸凌危害深重，大国博弈、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能源争夺、网络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地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其核心是表达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公共投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学者由此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这些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发展赤字”表现为贫富悬殊的拉大。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大地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跨国垄断资本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网络的局限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其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国际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发展，导致国家间、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都作出了科学回答并提供了实践的方案。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其覆盖的局限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矛盾。
在西方跨国公司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既有国际分工体系。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国际分工，但参与分工的程度和形式既不平衡，也不合理。这种状态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制约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中国方案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内涵是：其一，不是另起炉灶，也并非颠覆和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但对其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二，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高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承认并允许内部各种矛盾的存在，并且追求以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其三，致力于扩大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扩大世界经济地理和国际分工网络，克服西方布局的全球价值链覆盖面的局限性，扩大世界市场，缓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矛盾。“一带一路”倡议所贡献的中国方案，就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践与行动。其理念和实践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扩大国际分工网络和世界经济链条的覆盖面，让更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扩大世界市场。二是缓解中国内部在融入世界经济中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中国和世界市场。三是主要方向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坚持“基于而不限于”的原则，构建第三方市场，实行不排外的区域或双边合作。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还包括改革和完善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上层建筑。
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这个上层建筑的最主要体现，其缺陷主要是：其一，治理民主性缺失，霸权主义依然盛行。美国习惯于“一言堂”的作风没有改变，对全球治理往往持双重标准，反对别人搞贸易保护，自己却率先挑起贸易战。其二，治理包容性不足，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某些区域组织的排外性。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基于何种规则进行治理。美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是指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和国际秩序，实际上是指每个国家的历史宿命，不允许穷人改变命运。其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公共投资，治理面较为局限。当今世界最缺乏的是贫困治理，还缺乏金融治理、能源粮食治理、网络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地区安全治理。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坚定地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多边贸易体制，这就是抓住当下最主要的矛盾：只要WTO不宣布解散，它永远是一面旗帜、一个阵地。因为它的存在就代表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即国际交易需要规则和商业交易道德。只要坚持与维护好这个阵地，就能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能够批判维护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弘扬国际政治中的民主理念和多边主义。WTO运行体现了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其治理理念也是各类区域组织的参照。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认真履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民主理念，所有项目都是中国与沿线合作伙伴共同商议和规划，共同建设并力求互利共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它属于世界。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根本前提。政策沟通的前提是价值认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因而形成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认同是进行有效政策沟通的重要基础，这需要建立“开放民主包容”的政策制定机制。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理念具体化，形成具体的政策内容，需要与参与国在不同相关领域进行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只有“开放民主包容”的政策制定机制，才能将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转化为发展的科学战略和规划纲要，并将这些战略和纲要具体体现在政策内容上。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成效为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所表达的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完善是建设性的，不是冷战，更不是颠覆。
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但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是和平与发展，中国顺应历史的大潮流，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两者紧密联系又互相矛盾。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多极化并催生了世界经济体系自身改革的内在动力。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各种矛盾：这里既有中国经济与世界不同经济体的矛盾，也有各国民族主义经济与西方国际垄断资本的矛盾，还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相互勾结利用的矛盾。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跨国公司布局，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为纽带的世界性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之和。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方式虽然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但真正具有组织载体和生产运营功能的国际分工网络只局限于北美、西欧和东亚，由此形成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包括各个区域内部的小循环。这就是迄今为止所谓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网络，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面貌。俄罗斯、中东国家和南美石油输出国是这个国际分工网络的外围。由此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是不合理和片面的，但是其存在对于现行世界经济的稳定又是必要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并非要否定和替代这个体系，也不是对这个体系的挑战或宣战。“一带一路”倡议要弥补其缺陷，顺应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用民主理念代替霸权理念，用区域和双边治理经验补充全球集中治理，用网络化治理实践弥补等级化治理架构的不足。
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后，美国独家霸权治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持续，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是必然趋势。世界百年大变局最突出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和平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而且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的矛盾是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已经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融为一体下产生的矛盾，实质上它反映了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更加开放，它必然与原有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最终是两种世界历史观的矛盾和较量；这些矛盾比以往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复杂，谈判妥协的难度更大，但又极大地关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前途。因此，只能争取在不对抗、不冲突的前提下，对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不相适应的世界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性意义就在这里。
第四，价值观和观念变革是改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文明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是适应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多样性必然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正如习近平所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各国各地区的需求不同，这种多方面性造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多个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有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习俗，多重的差异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人群和民族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文化的认同也是多样的。由此产生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气质，使世界文明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交流和互鉴，是人类文明追求进步的价值取向，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永续的价值观；尤其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殖民掠夺和种族杀戮的罪恶历史并且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带有偏见的一些学者则把不同国家的矛盾和文明差异夸大为文明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系统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把冷战之后的世界矛盾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否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既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是旧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的挽歌。习近平的结论是：“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习近平，2020)。
文明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当今各国共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是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此也是当下世界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个行动口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各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当今世界性基本矛盾、处理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处理经济与政治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和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但也从不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看作是虚无缥缈的宗教，而看作是现实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具有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组成的未来方向。其远大理想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崇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是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为争取全人类利益而提出的现实目标。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以上的论述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建设方案，包含许许多多的建设项目和具体内容，但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表达。这个外在形式的内涵就是深刻揭示了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指出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解决世界生产力发展、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向和目标；勾画了争取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动员力的实践内容和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对世界经济和人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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