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羌塘高原
提起草原野生动物，许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东非热带稀树草原的大角羚长途迁徙的恢弘场景，其实近在咫尺的青藏高原作为典型高寒草原，其独特自然环境及藏羚羊等野生有蹄类同样魅力十足、让人神往。在青藏高原的腹地羌塘高原，势大力沉的野牦牛是草原王者一样的存在，俊朗潇洒的藏野驴常喜欢领跑越野车，机敏的藏羚羊更是长跑健将，还有成百上千的藏羚羊准妈妈爬山涉水、千里迁徙只为找一个安全稳妥的产房……
野牦牛是羌塘霸主 （摄影/葛庆敏)
羌塘高原指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北，昆仑山脉以南，东迄东经91°，西止于国境线的青藏高原腹地，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藏族传统游牧区。涉及西藏自治区那曲与阿里两地区的安多、尼玛、双湖、改则、革吉、日土、班戈、申扎等8个县，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包括羌塘、色林错两个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及羌塘高原荒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牛羊等家畜超过600万羊单位。总人口20万，其中保护区内人口约3万。城乡聚落点多、分散、规模小。近40年来，随着家畜与野生动物数量的增长，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日益突出。2017年以来，在国家科技部、中科院及西藏自治区联合资助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的支持下，关于人与野生动关系的考察主要在无人区以外开展，期间也对双湖县嘎措乡、改则县先遣乡等无人区边缘地区做了调研，也曾在自然保护部门批准协助下，深入到普诺岗日冰川等无人区对其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状况做过调查。
李明森《羌塘无人区探密记》
羌塘高原地势高亢，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不及海平面的60%。气候干旱寒冷，年均气温0℃以下，生长季仅2-3个月，年降水50-300毫米，80%集中于6-9月。太阳辐射强、蒸发大，多盐湖少淡水。高寒草地产草量不高，但适口性好。羌塘北部无人区的主人历来是具有高寒适应性的野生动物，主要有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等有蹄类食草动物羌塘高原，雪豹、棕熊、狼、藏狐等大中型食肉动物。其中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占世界种群数量的70%以上。对人类而言，羌塘北部却是难以长期生存的生命禁区。人类及其放养的家畜如牦牛、藏羊和马等仅能在羌塘中南部海拔4600米以下的局地生存繁衍。
羌塘广袤的草场和珍贵的野生动物（摄影/柳叶刀）
一个约200只的雌藏羚羊及幼崽群（尼玛县）
羌塘高原的野生动物与人：前世与今生
在距今340万年的上新世晚期，羌塘地区海拔还不到1000米，之后青藏高原经历了3次强烈隆升，羌塘地区也快速升至4000米以上，经历了由低海拔温暖环境向高寒环境的演变。早在距今约20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青藏高原迎来首批主人——藏羚羊、野牦牛等野生有蹄类。相比较而言，人类则姗姗来迟。在距今10000-5000年的全新世，这里处于末次冰后期，气候温暖湿润、较为宜人，今天的藏北无人区开始出现了人类活动[1]。近期，Chen等（2016）研究认为大致在距今3600年前，人类开始定居在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腹地[2]。随后新冰期来临，气候干冷化，植被疏矮、湖泊退缩，羌塘高原又不适宜人类生存，古人类不得不向较低暖的地区迁移。
1899-1908年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Hedin Sven）3次率队分别从羌塘的西、南及东缘穿过，目睹过“1500-2000只的藏羚羊群”以及“几百头的野牦牛群”。据乔治·夏勒(Schaller George B)和刘务林等的估计，19世纪末以羌塘高原为主要栖息地的藏羚羊曾达到过100万只的宏大规模。
1970年代以来，羌塘南部人口及家畜数量增长[3]，人畜向北部无人区挺进了近300公里，筑屋、修路、打猎、放牧等活动对野生动物产生了一些影响。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奢侈品市场对以藏羊绒为原料的高端披肩Shahtoosh的追捧，藏羚羊被疯狂盗猎，1995年锐减到约5万只，几遭灭顶之灾。电影《可可西里》生动再现了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感人故事。
可可西里 电影剧照
之后，青海省于1995年成立“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3年西藏自治区建立了羌塘自然保护区，2000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反盗猎及自然保护力度得以加强。同时中国与尼泊尔、印度等开展了相关国际联合行动。2000年后，羌塘及毗邻地区非法盗猎得到有效控制，野生动物数量开始回升。到2015年羌塘高原的藏羚羊估计约达20万只、藏野驴约10万头、野牦牛约2万头、藏原羚及瞪羚约10万只[4,5]。
同时，羌塘高原的城乡聚落、放牧等人类活动逐步增大。1988-2015年羌塘8县人口由12.1万增加到19.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1.74%，高于西藏人口增长率（1.59%）。1988羌塘8县牲畜存栏804万羊单位，到2004年增加到938万羊单位的高点。之后由于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贴与奖励机制等政策因素，2015年进一步降至690万。但家畜存栏量仍处于高位，考虑到羌塘高原草地生产力较低，草地压力大。另外，草场围栏对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的不利影响日渐显现。
纵观近300万年来羌塘高原的沧海桑田、近200万年来野生有蹄类的生存繁衍、近3000年来人类在羌塘高原的田园牧歌，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野生动物是这里的主人，人类是后来者，在传统农牧业时代，人类与野生动物虽有对食物、空间的竞争，但还是以和平共处为主。但近30年来，无良商人对国际高额利润的追逐，盗猎几乎导致藏羚羊灭绝。所幸近20年来，国内外加强了对盗猎及非法贸易的打击，使得人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有所减缓，野生动物种群得以恢复性增长。与此同时，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凸显出来了：野生动物肇事与地区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6,7]，加强野生动物保护与以人为本二者如何协调在管理层面困难重重。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法规、机构和职责比较明确，但牧民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充分关照，野生动物肇事补偿覆盖范围有限、补偿标准低、手续繁琐。一旦发生野生动物引起的重大伤亡事件，牧民切身利益缺乏必要保障，这种境况不利于人与野生动物的长期和谐共处。当然，另一方面人类也需要检点自己的行为，比如草场围栏建设的得失与利弊。
雪山、草甸与牧民之家（安多县措玛乡）
当前羌塘高原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及原因
自1990年以来，羌塘高原87%的家庭经历过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其中49%的被调查家庭受到棕熊侵扰，24 %的家庭受到雪豹侵扰，36%的家庭遇到过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 1995-2006年人—熊冲突增加了4.6倍，人—雪豹冲突增加5.5倍[8]。
羌塘高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类型有：
食肉野生动物伤及人畜
食草野生动物与家畜竞争牧草
人类聚落与野生动物竞争栖息地
草场围栏分割野生动物栖息地、阻断迁徙通道等
食肉野生动物伤害人畜是由生态系统食物链引起的，已纳入补偿范围（据《西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2010年颁布），今后只是提高补偿标准的问题。而食草野生动物数量大、分布广，与家畜和人的冲突普遍，目前尚未纳入补偿范围。研究羌塘高原人与草食性野生动物冲突的原因对冲突缓解具有重要意义。
羌塘高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草地承载能力低、家畜及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具体可归纳为三方面：
家畜与草食性野生动物争食及草地超载
2015年，若仅考虑牲畜存栏量，羌塘高原承载量占草地承载能力的98%，并未超载。但综合考虑家畜与野生动物，草地承载能力占用已达110%，即超载10%。
家畜与草食性野生动物生态位重叠
利用2017-2018年采集的放牧点数据，运用Maxent模型模拟牧草地分布，参考IUCN（2016）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数据[9,10]，分析发现野牦牛栖息地与牧场重叠度仅占牧草地总面积的9.4%，重叠率不高。而藏羚羊有一半的栖息地内有放牧活动，与家畜争食、争空间的冲突十分常见。
家畜与藏野驴同处采食（尼玛县）
草场围栏激化了家畜与野生动物冲突
2005年以来西藏推行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贴与奖励机制，草场围栏快速增长。藏羚羊、藏原羚等不慎撞上围栏后会被刮伤甚或致死。围栏大都建在水草条件较好处，妨碍了野生动物的水路、草路、阻碍迁徙活动，加剧了生境破碎化。
一对被围困的藏羚羊（安多县岗尼乡）
对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再认识
当今地球已进入人类世[11]，大部分陆地生态系统成为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仅占地球生态系统异养生物量0.5%的人类[12]却支配着陆地生态系统40%能量[13]，39%-50%土地被人类直接占用或被间接破坏。其他物种占有的资源和空间极有限，这是生物多样性减少[14]和人地关系趋紧的根本原因。
人地矛盾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羌塘高原的人地冲突具体表现为：人与脆弱生态系统的矛盾，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家畜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关于羌塘高原的未来，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描绘到：“我眼中的未来是一幅曾经有过的画面—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在羌塘广阔的草原上，保持着生态上的和谐。那些草原和群山的美丽会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没有野生动物的存在，它们就会显得空虚，而藏民们也会失去它们自然和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15]。
诚然，大自然是万物之母，人、家畜、野生动物、草木等生命体都是大自然的儿女，应有平等的生存权。我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善待一切生灵、系统平衡、人与万物和平相处等理念。《春秋繁露·元立坤》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潜夫论·本训》中“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庄子·外篇·马蹄》：“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羌塘高原，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青年毛泽东更是抒写了一幅人与自然既和谐共处又昂扬进取的图卷：“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人只是自然的一员，人永远也征服不了自然，而能做的只能是认识自然并顺应自然的规律。只要去过青藏高原，看到那不悲不喜的雪山，静穆安宁的圣湖，在这世界之巅会觉得“人定胜天”这四个字是多么地可笑，人来高原看了雪山与圣湖，更是雪山与圣湖阅尽了人间的沧桑、世故与可笑。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人与其他的有机体一样，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大家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共同存在，所以，作为有灵性的人而言，不仅对于自己要尊重，对于其他生命一样要学会尊重，要给予其他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以伦理道德的深切关怀，从整体生态链的视角来认知自己的行为方式，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商品，人的生命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而已；人类关怀生灵万物，爱护地球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在关怀人类自己。爱护地球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在关怀人类自己，环境毁了、地球没了，人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爱因斯坦曾经形象地指出：一个只关心自己并视周围其它生灵毫无意义的人，其生活不会健康和快乐。[16]
当今我国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更是为人与自然和谐这一哲学与科学命题的拓展深化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与条件。祝愿在那神秘的羌塘高原，人与野生动物能够实现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相关研究成果《羌塘高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成因》一文，即将在《自然资源学报》刊出，敬请期待。
参考文献：
[1] 李炳元, 李明森, 范云崎,等. 藏北无人区的尘封往事. 学苑出版社, 2009.
[2] Chen F H, Dong GH, Zhang D J, et al.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3600 BP. Science, 2015, 347(6219): 248-250.
[3] 徐志高, 王晓燕, 宗嘎, 等. 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与牧业生产的冲突及对策. 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10, 29(1): 33-37.
[4] Tsering D.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for WildlifeProtection and Consumptive Wildlife Utilization in the Chang Tang Region ofTibet. China Tibetology, 2013, (2): 9-18.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6] Gray C L, Hill S L L,Newbold T, et al. Local biodiversity is higher inside than outside terrestrialprotected areas worldwid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12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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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达瓦次仁. 羌塘地区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危害以及防范措施. 中国藏学,2010, (4): 71-78.
[9] IUCN. SSC Antelope Specialist Group. Pantholopshodgsonii. The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6: e.T15967A50192544. 2016.
[10] Buzzard P B, J Bos mutus. The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2016:e.T2892A101293528. 2016.
[11] Erb K H, Krausmann F, Gaube V, et al. Analyzing the global human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 processes, trajectories,implications. An introduc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9: 25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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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right D H. Human Impacts onEnergy-Flow through Natural Ecosystems, and Implications for SpeciesEndangerment. Ambio,1990, 19: 189-194.
[15] 赵晓艳. 生命的家园. 西藏人文地理, 2015, (2): 78-87.
[16] 朱晓华. 生命由自己把握. 商务印书馆，2017.
徐增让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生态专委会秘书长、副主任，主要研究资源生态学，涉及自然资源利用的生态风险、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产品、人地地域系统仿真与调控等。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中科院先导专项课题、西藏重大科技专项课题。2017年起连续承担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相关任务。发表论文50余篇, 参编专著4部。
策划：朱晓华
制作：D+工作室小张
校对：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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