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y and Preliminary Study of Xianbei Stone Room

鲜卑族是现在的_鲜卑族是现在哪个民族_鲜卑族是少数民族吗

【作者简介】米文平鲜卑族是现在哪个民族,著名鲜卑史研究专家,原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很早见于我国古代文献。但石室位置究在何处,多少年来,中外学者屡有考证,诸说纷纭,迄无定论。近一年来,我们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对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经过多次调查,反复考证,终于在1980年7月30日,于洞内石壁上找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石刻。内容为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这里致祭时所刻之祝文。经拓印,大部清晰可辨。可以确证,嘎仙洞即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这是在大兴安岭北部边疆地区,迄今已知最早的有确切纪年并见于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遗迹。它无可争辩地证实,我国古代民族鲜卑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为研究东胡系诸部族的地理、历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座标和科学的依据。

石室规模和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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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石室”,当地群众称为嘎仙洞。“嘎仙”一词系鄂伦春语,词义未详。嘎仙洞本为天然山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地当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属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地理座标为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海拔高度520米左右(图一)。这一带林海苍茫,峰峦层迭,古木参天,松桦蔽日。嘎仙洞在一道高达百米,巍然陡立的花岗岩峭壁上,离平地25米(图二)。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米、宽19米,方向朝南偏西30度。洞内宽阔,南北长92、东西宽27-28米,穹顶最高处达20多米。宏伟有如大厅,面积约2000平方米,可容纳数千人。这个“大厅”西北角上为一斜洞,顺20多度斜坡拐向左上方。斜洞宽9、高6-7、长22米到顶端。顶端上部东、西各有一壁龛状小耳室。在“大厅”东壁上部11米高处有一小洞,洞口宽约5、深10多米。“大厅”地面当中,有一块不规则天然石板,长3.5、宽3米,下面有大石块托起约0.5米高,群众称之为“石桌”(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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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洞内,石壁平整,穹顶浑然。“大厅”气势雄伟,斜洞曲径幽邃,充满一种威严的宗教气氛。难怪后世把它称之为祖庙。

石刻祝文与释读

石刻祝文在嘎仙洞内。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有一处经过修琢,较为平整,祝文就刻在这块平整的花岗岩石壁上,高与视平线相齐。刻辞为竖行,通高70厘米,通宽120厘米,共十九行,每行十二至十六字不等。字大小不一,约3至6厘米。全文二百零一字,汉字魏书,隶意犹重,古朴苍然,清晰可辨(图版叁)因石壁表面原为苔藓等所覆盖,字迹很难为人们发现。后经洗刷清除石壁上的苔藓,才现出了原文。这里将原文(为方便计,按今体书写)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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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㝹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揃凶醜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沽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々帝天

皇々后土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首行,第一字不清,从行文看,当为“维”字。《魏书·礼志》中所载的祝文,无此首行。

“太平真君”: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的第五个年号,其“四年”为公元443年。

“天子臣焘”:焘即拓跋焘,北魏皇帝姓拓跋氏,后改汉姓为元。北魏第三代太武皇帝名焘。这里的“臣”字,是他对祖先的谦称。

“谒者仆射”:北魏官名,职掌引见臣下,传达使命。

“库六官”:《魏书·官氏志》有库褥官氏;同书《太祖纪》有“渔阳乌丸库褥官韬”;同书《列传》有“渔阳乌丸大库辱官”。清代陈毅忻编《二十五史补编·魏书宫氏志疏证》认为“褥与傉、辱並通”。库六官当即库褥官氏。

“中书侍郎”:北魏官名,为中央总机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之副。

《魏书·礼志》所载之祝文无“使谒者……李敞傅㝹”,于此处作“谨遣敞等”。

“骏足”:即骏马。《南史·郑鲜之传》有“燕昭市骨而骏足至”。

“一元大武”:指祭祀用的牛。《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指祭祀用的羊。《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

“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启,开始。亿,在此喻数目很大。指最初时,祖先在那个地方(即旧墟石室—嘎仙洞一带)经历了很久很久的年代。可见,此处是拓跋鲜卑祖先长期居住的发源地。

“聿来南迁”:聿,语气词,无义,用在句首或句中。《诗·大雅·绵》有“聿来胥宇”。

“光宅中原”:光即广,宅即安,“光宅”犹言普遍安定。《书·尧典序》:“聪明之思,光宅天下。”

“拓定四边”:“拓”字漫泐太甚,据《魏书·礼志》勘对为“拓”。

“庆流后胤”:庆,即福。“后胤”即后代。

“延及冲人”:“冲人”,皇帝自称之谦辞,有小子之义。《魏书》此句为“冲人纂业”。

“阐扬玄风”:考拓跋焘太延四年(438年)下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又下“灭佛法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这时他采取了灭佛崇道的措施,提倡道教,崇尚玄学,故有“阐扬玄风”之语。后来《魏书》此句改作“德声弗彰”。

“增构崇堂”:在此当指增建庙堂。

“剋揃凶醜”:剋,制胜;揃,消灭。

“威暨四荒”:后三字漫漶不清。暨,到。荒,远方。

“幽人忘遐”:《魏书》此句作“岂谓幽遐”。

“稽首来王”:稽首,古时的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此处之“王”读第四声

(wàng),君临天下曰王天下。

“始闻旧墟爰在彼方”:《魏书》此二句作“具知旧庙弗毁弗亡”。

“绵绵瓜瓞”:语出《诗经·大雅·緜》。瓞是小瓜。谓象瓜瓞的岁岁相继一样,祝颂子孙昌盛之辞。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魏书》此二句作“敢以丕功配饗于天”。

“荐”:献,进献祭品。

皇祖先可寒”:可寒即可汗,鲜卑语,皇帝之义。《魏书·蠕蠕传》载:“社嵛远遁漠北……”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此所谓魏言,即鲜卑语。可汗,可寒乃同音异写。

“皇妣先可敦”:可敦也作可孙、恪尊,鲜卑语,皇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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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献和前人考证

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属东胡的一支。鲜卑族的拓跋部,曾经在公元389年至534年建立过北魏封建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为当时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可惜,对这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人们所知不多。只有在古代历史文献《魏书·序纪》中为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那里记述拓跋鲜卑的祖先“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又积六七十代,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这位叫做“毛”的,当是一个部落集团的酋长。他所统的“三十六国”,实即三十六个部落。所谓“大姓九十九”,实即九十九个氏族。这些部落和氏族的活动地域,便是所谓的“大鲜卑山”一带。

历史学界根据这唯一的一点线索,为寻找这个大鲜卑山的所在,长期以来,不断探素,多方考证,诸说纷纭。有的说,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也有的说,大鲜卑山是外兴安岭;还有的说,大鲜卑山在贝加尔湖附近伊尔库斯克一带,等等。究竟哪里是鲜卑人原始居住地大鲜卑山的所在呢?至今没有取得公认的结论。原因是他们别无文献可征,单凭这一点线索来推测,渺无凭据,最多只能从地望上找个旁证,而无法取得最终的证明。

《魏书·礼志》中提到的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却是一个可资参考的依据。原文是: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騐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袛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这里指出的“石室”,是有关拓跋鲜卑祖先活动的唯一有据可查的遗物,对确认大鲜卑山的所在,是一个很好的实物依据。既然《魏书》指出石室位置“于乌洛侯国西北”,那么,弄清乌洛侯国的位置也便可求得石室的所在。

在《魏书·乌洛侯传》中记载: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其它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这个“石室”的记载,如《北史》、《通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不过,它们都较《魏书》晚出,内容也基本相同。

过去,中外历史学界有很多人曾注意寻找这个“石室”,多半首先从确定乌洛侯的方位着手。但他们对乌洛侯位置的推论,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把他们的考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多数认为“石室”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如《呼伦贝尔志略》一书说:“呼倫贝尔迤西北一带之地实为当日元魏故墟。”并认为“魏先帝石室”“在乌洛侯国西北当尼布楚城西”。

此说与清末舆地家丁谦同出一辙。丁谦在其《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说:“乌洛侯,《唐书·白霫传》作乌罗浑,《室韦传》作乌罗护,所部在地豆于北,当为今呼伦贝尔城境。”呼伦贝尔城,即今海拉尔。比丁谦更早的,还有清代何秋涛,在其《朔方备乘》一书中,则把乌洛侯划在额尔古纳河流域。一些历史地图也往往沿袭此说把乌洛侯划在大兴安岭以西的海拉尔一带。

二、认为“石室”在贝加尔湖附近。所持论据,与前一说类似,只是把“石室”位置估计得更偏西,这就相差更远了。

三、认为“石室”在嫩江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马长寿同志认为:“乌洛侯国在今黑龙江省之嫩江流域甚明。嫩江流域的西北为额尔古纳河,魏之祖先的石室当在二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马长寿教授对乌洛侯的位置说得正确。但对“石室”位置,所指范围过于广泛,仍未完全脱离开额尔古纳河流域。

四、认为“石室”在嫩江流域而靠近大兴安岭。日本人白鸟库吉曾提出过这种推测。他指出:“乌洛侯之地,必在今嫩江流域,而其北部达于黑龙江之南,不难察知。乌洛侯国之所在地,既在今嫩江流域,则在乌洛侯国西北部之拓跋氏祖先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之中,而当在兴安岭之近旁。”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说:“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嫩江西北的大兴安岭地区。”

我分析古代文献,对前人的考证,加以综合、扬弃,得出两点认识。

一、“石室”不可能是石砌建筑物。根据《魏书》的描述“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规模之大几乎比现在一座剧院还要大。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会砌成如此高如此大跨度的石砌建筑物。《魏书》有“凿石为祖宗之庙”一语,说“凿”而不说“砌”,可见这个“石室”当是一个山洞。放眼大兴安岭,莽莽数千里,山洞不知几多,究竟哪一个可能是呢。这就不能不经过一番“筛选”了。经过广泛地了解、调查、筛选,最后唯有嘎仙洞,论其规模与所谓石室最为相似。

关于嘎仙洞,清初方式济在其《龙沙纪略》一书中,曾经有过记述:

“兴安岭一曰新安岭,或曰葱岭之支络也。盘旋境内数千里,襟带三江之左右,为众流发源。由卜魁(今齐齐哈尔)至墨尔根(今嫩江)艾浑(今爱辉)置驿。岭上巡边者渡诺尼(即嫩江)西北数百里,则陟降取道。松柞数十围,高穷目力,穿林而行,午不见日,石色斑駁,若赵千里画幅间物。有石洞,洞中几榻天然如琢,行者辟草得之,籍少憩焉。”

这里有“洞中几榻天然如琢”一语,显然就是指嘎仙洞内的“石桌”而言。方式济作为一个清代流人,未必能够亲历其境。他的记述,很可能是根据当时的巡边将士或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传闻。但不知为何,历史家们对齐齐哈尔西北这个山洞,没有注意,也许他们并没有把“石室”理解为山洞。

二、“石室”不可能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根据有二:(一)《魏书》说,乌洛侯“其地小水皆注于难”,难即嫩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小水不可能注于嫩江。这就排除了乌洛侯位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可能性。(二)《魏书》描述乌洛侯的习俗是,穴居、养猪、有农业。这些都不同于岭西干旱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而却与嫩江以东的勿吉人风俗相同。乌洛侯如果是在嫩江流域,那么在其西北的嘎仙洞,从地望上看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我曾就此看法并根据嘎仙洞的洞内规模和地理位置,提出嘎仙洞可能就是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得到一些历史与考古工作同志们的支持。他们都希望能够尽早了此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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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与初步研究

一年多来,我们先后四次对嘎仙洞进行了实地勘察。

第一次,1979年9月1日,我与程道宏、王永祥等同志,在鄂伦春自治旗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协助下,踏查嘎仙洞,就山洞的方向、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进行了考定。从这几点看,都使我们有了希望。

第二次,1980年1月18日,我和王成同志再次调查嘎仙洞。趁严寒的三九,阳光斜射照进洞内较深,光线较好的条件下,全面勘测洞内,绘制了山洞平面图。遍查洞内祝文字迹,没有发现。这就使我们在希望的曙光面前又陷入朦胧之中,我们的考证仍然缺乏坚实的内证。

第三次,1980年6月4日,我与汪宇平同志去调查嘎仙洞,在洞内堆积土层中发现了陶片和打制石器,增加了进一步挖掘和彻底调查的决心。

第四次,1980年7月30日,我与王成同志又去嘎仙洞,准备住在那里挖开石壁下积土,在石壁下部查找祝文字迹。同行的有孟广辉、曹永年二同志。当天下午四时,阳光由西照进洞内,视度很好,我们沿洞内西侧石壁往里走不到一分钟,突然发现眼前石壁上隐约有个“四”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仔细看确为刻石文字,下面并有“年”字,上面又看出“太平真君”等。在第二行又看出“天子臣燾”,第三行看出“中书侍郎李敞,等字。几个人反复辨认,确为《魏书.礼志》上所记之祝文。由是,这个学术界争论多少年、我们调查了一年的悬案,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决。其后,我们又邀请了史象逵、马辉圻、吉发习等同志进一步核实并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又蒙张明善等同志专程来嘎仙洞将洞壁石刻祝文进行了拓印。

石壁上镌刻之祝文,与《魏书》记载的内容基本相符,只是字句稍有出入。石刻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对于石刻祝文与石室遗址的学术价值,有待深入研究。现在,只就几个有关问题,初步研究如下。

一、石刻祝文的发现,确凿地证实了嘎仙洞即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因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作出结论:历史学界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鲜卑山的所在,不言而喻,当然就在这一带。而包括九十九个氏族的三十六个部落,自然也不会离这里太远。可以说,嘎仙洞一带地方,就是鲜卑族的发源地。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这深山老林里,以“射猎为业”。根据《魏书·序纪》的记载,拓跋鲜卑的远祖“毛”,约为拓跋燾(公元408年至452年)以前三十代,相当于公元前一、二世纪。毛以前又在这一带居住“积六七十代”。据《魏书·太祖纪》载,拓跋珪说:“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一代以二十五年计,则可上溯至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相当于夏末商初时代。可以肯定,他们那时尚处于原始的狩猎经济时期。这一带无边无际的原始密林,到处生长着獐狍野鹿,是原始人狩猎的天然王国。按一般规律,人类的童年,只能是靠取得现成的天然产物为生,所以最初的经济生活只能是狩猎和采集。大兴安岭北部的原始森林,正是为鲜卑先民提供了这样一个对原始部落来说是不由选择的生态环境。因而,在这里居住时期的鲜卑人,只能是“射猎为业”。人类进一步发展,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提高了,学会驯养动物,靠人的活动能够增加天然产物,牲畜的肉、乳、皮毛可以使人们有更丰富和可靠的生活资料,于是畜牧经济就必然地取代狩猎经济。这时,丛密的森林,就显得狭窄、潮湿而不适应畜牧业发展的要求了。紧连着大兴安岭森林边缘西南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广阔无垠,水草丰美,就必然成为鲜卑牧人们向往的理想天然牧场。到了“毛”以后第五代的“推寅”时,便“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这个所谓的“大泽”就是今日的呼伦湖。我们试看这条路线——从嘎仙洞到呼伦湖,即从东北向西南,从森林到草原,从狩猎到游牧,这正体现了鲜卑人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

鲜卑人走过的这个历程,十多个世纪以后,同样地又为蒙古族所经历。蒙古族先民,《旧唐书》称为“蒙兀室韦”。蒙兀室韦最初也是住在大兴安岭北部靠近额尔古纳河的森林地带。“室韦”即森林之义。这种在森林地带居住的部落,也只能是以狩猎为生。后来发展到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儿帖赤那的时候“渡腾汲思而来”,到鄂嫩河上游的大肯特山一带游牧。从大兴安岭北部的额尔古纳河一带,来到大肯特山这条路线,同样也是从东北向西南,从森林到草原,从狩猎到游牧。蒙古先民经历了和鲜卑人同样的一个必然的发展历程。

二、嘎仙洞这样的天然山洞,是原始人类居住的好地方。这一带严冬季节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四十度以下,而嘎仙洞内不过零下十七八度,适于原始人类过冬居住。后来到拓跋燾的时代把此洞称为“祖宗之庙”,实际上不过是其先民长期居住的山洞罢了。我们在嘎仙洞内发现有相当厚的文化堆积。为保护石壁祝文,我们在石壁前挖了一条1米宽的保护沟,于地表以下零点四米深处,发现有许多花岗岩碎片,显然是李敞来此致祭刻石时修琢石壁所剥落的。这一层可以断定绝对年代即为公元443年。在洞口处,也挖了一条1米宽、20米长的排水沟。挖沟时我们注意观察了地层情况。在表土以下,到0.8米深为黑色粘沙土。其中出土了很多手制夹砂灰褐陶片,还有骨镞、石镞等。从陶器的形制、加工工艺来看,与完工、扎赉诺尔墓群出土的陶器,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但更具原始性。在地表以下1.3米的黄色粘沙土中,还出土有打制石器,表明这里可能有更早的人类曾经居住过。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古代的游猎和游牧部族畜牧迁徙,倏来忽往,很少留下定居的遗迹,像嘎仙洞这样有人类长期居住的洞穴遗址是不可多得的。全国解放以来,在扎赉诺尔和完工等地相继发现了属于鲜卑的早期墓葬,从而为鲜卑早期考古掀开了新的篇章。但在其族属断定上,仍未得以最后证明。可以说,嘎仙洞鲜卑石室遗址的发现,并进一步发掘这个洞穴遗址,对于探讨鲜卑等东胡民族的文化渊源,将会提供极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三、北魏先祖石室既已得到确认,也就证明了其东南的乌洛侯的地理位置。《魏书》说这个石室“于乌洛侯国西北”。今已知“石室”即嘎仙洞位于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那么,其东南的乌洛侯,自当在嫩江中游,即今齐齐哈尔西部一带。考乌洛侯在唐代称乌罗护或乌罗浑。蒙语“乌拉”为山,“浑”为人,故有可能乌罗浑即“山里人”之义。按此词义,乌洛侯当系居于山地之部落。则其地域当分布在今齐齐哈尔西部迄于大兴安岭山地一带。这与唐代乌罗浑的位置也是接近的。乌洛侯既在齐齐哈尔西部一带,则《魏书·乌洛侯传》所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一语,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齐齐哈尔一带的小水,只能注于嫩江。故此处所说的难水,只能是指嫩江而言。这也就证明了舆地学界另一个长期犹疑未定的问题—难水即今嫩江(并连同其下游松花江直到入海)。难水,在《魏书·失韦传》中也叫捺水,即《唐书》中之那河。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说,嫩江“又名诺尼江,古名难水鲜卑族是现在哪个民族,亦曰那河,明人谓之脑温江。”蒙语今称嫩江为“努文木仁”。“努文”即嫩,“木仁”即江,实际上“嫩”、“努文”、“脑温”、“诺尼”,不过都是一音之转,与“难水”、“那河”指的都为同一条河。乌洛侯在齐齐哈尔西部这点既已得到证明,由此必然还可导出另外几点,即与乌洛侯相关的地豆于、失韦等部之地理位置。在此无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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