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是什么模样。新冠疫情期间，线上生活一度不只是一种可选的生活方式，而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本身。甚至在疫情后迎来的“重启”，都是互联网时代语言的遗迹。当我们熟悉的物品、概念、习惯、想法逐一落入互联网，日常生活也早已在悄无声息间发生改变。
当然，没人会怀念前互联网时代的麻烦。毕竟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我们不必担心在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失去方向，也不再花费漫长的时间等一封远方的回信，更不会经历翻遍电话簿找到一个号码，却被告知“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失落……但互联网也让我们对物理意义上失去的东西愈发敏感，当打电话、传纸条这些昔日的行为被抽空了内核，它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生活中时，我们都曾在某一刻觉得恍惚。这并非一种“卢德分子式”的对技术的敌视，而是在恍惚中觉察到，有些东西曾经存在过，它提示着技术外围那道无形的边界。
相比于具体物件的更迭，互联网时代见证的更多是抽象意义上的并置，是将个体的经验再度嵌入集体记忆，在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的生活情景中反思现状，并从中揣度寻获与失落。本文整理了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10件事，或许能帮助我们记起那些“从前慢”的日子。
作者｜[美]帕梅拉·保罗
《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100件事》，[美] 帕梅拉·保罗 著 张勿扬 译，中译出版社，2023年1月。
迷路
电影《迷路》剧照。
真正的、绝望的迷路，总是在深夜发生，或者在你饥饿难耐的时候发生。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问题。但如果你到了一定年纪，肯定会对以下情景记忆犹新：当你抬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恐慌自深处喷涌而出，灌满了你的喉咙。如果独自一人，这种感觉可以非常恐怖。哪怕和父母在一起，这种感觉也很恐怖，那时父母还在互相咆哮，彼此推责，因为你们仍然在沿着同样一条没有路标的乡村小路行进，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标。
我们必须为迷路所造成的损失而感到悲痛吗？毕竟，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一件好事。我们前往要去的地方，因为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和谷歌地图知道我们的准确目的地，还把我们的实时位置和亲朋好友们共享。毋庸置疑，知道你在何地，并且总是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已经提高生活效率，缓解压力。你不需要把方向写下来，坐在乘客座位上搞一张充满标记的纸，不需要去邮局买张地图或者游客手册，也不需要去公用电话亭呼叫救援。
当然，我们可能偶尔会遇到麻烦。优步有时接你的地方可能不是你真正在的地方。谷歌地图也不是完全靠得住。我们还是会迷路，而孩子们会看到爸爸、妈妈，以及苹果智能语音助手Siri三个人在吵架。地图应用总是会选择从地点A到地点B的最优路径，往往会放弃主流路线和主干道，所以人们跟着导航走的路上，不会看到预期的休息站和路标。你可能跟着导航走，到了一条曲折废弃的路上，看上去好像走错路了。
也许有一部分你会怀念，哪怕只是一点点怀念，在迷路的时候可以责怪别人。你不能说你输错了目的地，或者误读了导航方向，也不能说有人把方向写错了。迷路就是你的错。这里不是加油站，没有自作聪明的人坚持让你向左转，他可能是故意让你这么做的，因为他可能偷偷喝酒了，或者只是不喜欢看你的脸。现在你只有苹果手机在身边，发出平缓的机器音，如果你误读了地图，或者不小心按到了“避开高速”的话，你也只能怪手机。你大可以让Siri（苹果智能语音助手）下地狱去，她反正也不在乎。
由于你的轨迹始终处于优化状态，你也不可避免地会失去替代路线、意外绕道和一些更无形的东西，但这可能也是最迷人，最难恢复的：那就是失去你自己的能力。如果说旅行最糟糕的部分之一是迷路，那么最棒的部分之一也是迷路。就是在迷路的那些瞬间，我们有了新的机会，能够亲自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再会因为未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坐标在哪里，或者说因为压根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巨大的孤独星球里到底置身何处，又该怎样融入，而体验到那种惊恐又自由的兴奋之情。有时候，我们会暂时失去信号，然后又失而复得，就是在这些罕见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重新获得“最终被找到”的快感。
邂逅
电影《一次邂逅》剧照。
虽然从统计学上来说不太可能，虽然美丽邂逅仍旧好像是白日说梦，虽然在你无穷无尽的单身岁月里，你最好的朋友会拿美丽邂逅这套说辞来鼓励和安慰你，但是她会说：看着吧，你会看到各种可能性，比方说你坐在公交车上，一个陌生人坐在了你旁边，随便放下书包，放在他的大腿上，你正好可以看到他书包里那本平装书的标题。
邂逅可以发生在火车上，也可以发生在雨中。你们可以在别人开始边玩手机边喝咖啡，或者边看电脑边喝咖啡之前(想象一下，如果在80年代带着打字机去当地星巴克，该有多奇怪)，就开始在咖啡馆里聊天。地铁上“我看到你在那里”的桥段充斥着当地经典广告的风格：错过的联系，这是另类周刊的读者所享受的欢愉。
之后一切都迁移到了线上。Craigslist（一个大型分类广告网站）是1.0版本的创新形式，网罗了整个互联网的约会信息，实现了报纸广告“错过的联系”的早期数字化形式，还挂出了私人广告，以及各种其他广告。很快，互联网就变成了电梯，变成了电影院门口的长龙，变成了百货商店，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地点；互联网成了我们与他人形成联系的替代品。
而且互联网非常非常称职。它匹配了一大帮早期用户，然后又为人们匹配了更加合适的新程序。互联网催生了JDate 、OkCupid 、Match 、Bumble（均为一些约会应用），还有不屈不挠的Tinder（一个约会应用），这些交友网站比长舌妇还长舌妇，因为它们的存在，几乎已经没有上文提到的邂逅机会了。现在我们根据预先定好的标准来选择“完美对象”。这套标准过滤掉了和我们宗教信仰不一致的人，过滤掉了没兴趣做园艺的人，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无比快乐。我们都遵循着深埋在硅谷的陌生码农团队制定的算法和公式。
打电话
电影《一天》（One Day）剧照。
通过电话与别人交谈已经演变成了“触底行为”或“打卡行为”，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是一种故意为之的沟通行为。大多数时候，打电话是因为戴着手套或者跑步的时候不方便打大段文字。
不过我们以前经常打电话，而且人们也热爱打电话。孩子们会想，电话何时将响起，有没有可能是打给他们的。青少年喜欢聊一整个下午，一直聊到晚上，还渴望拥有一部公主电话，或者有自己的专线。对成年人来说，打电话是一种快速减轻疲乏的方式，让他们从家务活、育儿，以及无所事事中解脱出来。“别打电话了！”家庭成员们会冲彼此吼叫。“妈妈，她已经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了！”“你还在打电话吗？”人们互相打电话是不需要理由的！
如今，人们知道你在电话上忙着做别的。没人敢打扰你玩游戏，就好像你第一次打到了第七关，然后来了一个偶然的电话。当你正在费力地敲出一段重要文字，或者给Siri发指示的时候，没人会给你打电话，除非是自动电话或紧急电话。人们知道要先发信息，这种做法远没有打电话那么突兀。现代礼仪指导维多利亚·图克写道：“让我们明确一件事：除非有人快死了，否则别在没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打电话。”
恰当的做法是先发信息，或者提前发一份礼貌的邮件，问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即便这个电话只是为了解释清楚近期群聊中难以理解的文本信息。平心而论，发消息往往是更好的选择。你可以在你想读信息的时候再读信息，也可以选择回复的时间。
罕见的深度电话交流有时仍会发生，通常发生在密闭空间里坐在你正后方的人身上。“我在火车上。”他会这么开头，然后，当你想打瞌睡时，他陷入了热火朝天的独白之中。可能人们太不习惯打电话了，或者说太习惯戴耳机了，完全丧失了控制音量的能力。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好像并不知道怎么打电话。很有可能，我们再也不知道该怎么打电话了。
传纸条
电视剧《最好的我们》剧照。
曾经，你会在课堂上写下记录，也会从笔记本上撕下纸条，写下东西，在班上传给朋友们。这两种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更加精准地反映了学校里发生的事。所有混乱、晕眩、拒绝，以及持续的、折磨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这些标榜着女生们从幼童时期过渡到青少年时期的特征，都出现在了那些皱巴巴的活页上。它们是如此重要，你甚至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传递这些纸条。
在短消息和社交媒体尚未出现的时代，纸条是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友谊网络中导航的方式，我们通过纸条熬过无聊的课堂，制订放学后的计划。纸条帮助我们区分盟友和敌人。将转瞬即逝的愤怒和微不足道的委屈写在纸上，可能会落入不该看到的人手里，许多中学生的争执因此而起。因为这些信息被认为是私密的。
生病的日子
电视剧《人生切割术》剧照。
你醒来，喉咙痛、身体痛，感觉很像发烧了。你没睡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或者你可能就是没睡醒，不想上班。放松，请病假吧。然后这一天会这样度过：
你会拿起电脑，给领导发信息，让她知道你就是没法来上班了。你会滚动浏览一整页的邮件。你会写一份不在办公室的自动回复，并将你的Slack状态更改为生病的表情，这样就可以减少消息通知，不过这也不会阻止你回复最紧急的信息，不管你烧得多重。如果你不回复，你就被落下了。
哪怕是疫情期间得了严重新冠的人也要确保自己更新了群聊信息，和同事协调好常规打卡工作——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你可能不在办公室，但你还是可以被人找到的，“不上班”但仍然在家办公。
如果你年纪够大，肯定记得以前请病假的日子。那时候你会在领导进办公室之前就给她留下一条低沉而沙哑的电话留言，然后就爬回床上去，睡几个小时，只会醒来吃几片吐司，然后再缩进被窝里。你对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并对此心怀感激。你也不知道邮箱里可能收到了哪些信件，不知道有哪些人给了你电话留言，不知道你错过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而且不知道也没关系。如果你回去上班以后，需要几天时间赶上进度，也没人会对此耿耿于怀。毕竟你病了。
但现在你不能像以前那样生病了。没人可以那么生病了，小人物不能生病，大人物也不能。病假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跟着工作日的概念一起消失了。当工作日毫无尽头时，就没有“下班以后”的概念了。
新来的孩子
电影《逃学神探》剧照。
那个可怜的新来的孩子。他就到了那么一天，有时候甚至都不是在开学第一天来的，就像一整套供全班凝视与解码的暗号，也完全看不出来他在原来的小镇上凭什么受人追捧，又或者为什么被人鄙视，看不出他到底是值得结交的人，还是避之不及的人。
生活中总有些时候，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那个新来的孩子。你可以在下一份工作中树立全新的信誉；人们不会把你想成一个做了4年助理的人。你的新女友也不需要了解你的前任。你可以大步流星地埋葬过去，比如改名换姓、不告诉别人你的电话号码，也可以选择不要转发邮件。丢掉过去的自己，不遭受嘲讽或谋杀就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过去不无可能。
可现在不行了。即便是六年级的转学生也不会是新来的孩子了，因为我们的社交生活不再依赖于地理版图；无论我们去向何方，社交生活与我们形影不离。
在前互联网时代，除非你是名人，或者写过回忆录，否则你的童年——还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的青春期——早已被忘却了，成了一种旧我遗迹，唯有在遇到故乡旧识时，才会偶然想起。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因为办公室里没人知道他们如今衣冠楚楚手握实权的老板，被崇拜、被尊重甚至被敬畏的老板，曾经是那个体育课上永远排在最后一名的孩子。
然而那些童年时代不会消失了。互联网时代早期，互联网为孩子们提供了探索新自我的途径——通过在线游戏扮演幻想中的自己，在匿名论坛试验性别身份，创造一个化身然后看看它是否更接近“真实的”自我，是否比其他人眼里的你更加接近真实的你。
不过随着后期发展，互联网变成了受数据和利益驱动的永久性共享平台，剥夺了早期的自由。现在，印第安纳州乡下来自宗教家庭的青少年如果在网上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就会被发现，还可能面临骇人的后果。如今的光景下，做个孩子似乎更不容易了。而且之后也更难放过那个不开心的孩子了。
被忽视
动画《中国奇谭》剧照。
回到糖果店和旱冰鞋的年代，成年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或者到底在做什么，而这都是孩子们的常态。你自己走去学校，或者和你妈妈不喜欢的另一个孩子一起走在街上。也许你们俩各自骑着单车，一起逆行。而妈妈并不需要知道这件事。
不管怎样，孩子还是长大了。只不过那些前互联网时代育儿的随意做法，如今感觉都像是严重的渎职行为。互联网时代的父母不需要猜测九个月大的孩子在工作日中途可能会咀嚼什么东西，他们能够精准地知道孩子在哪里，还能知道她是在笑，在哭，还是遇到了致命的危险；他们可以随时切换隐藏摄像头的画面，还可以给保姆发短信；还可以查询日托所网站，点击“游戏室”，阅读每日博客上的帖子，了解托儿所提供的午餐是什么。父母可以看到他们的小宝贝是不是有足够多的时间趴着玩，是不是已经吃完了梨子。
孩子5岁的时候，父母可以利用小发明来追踪孩子，后来还有成人智能手表、孩子自己的手机，总之，设备换了一个又一个，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标记孩子成长里程碑的方式。令人欣慰的是，上帝保佑，如果你上六年级的孩子第一次放学回家的途中发生了任何事，你都会精准地知道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哪怕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值得庆幸的是，你至少是知情的。
不过当如今的孩子想要甩脱父母的监视时，他们也知道该去哪里——那就是钻入更深的互联网中去。他们知道怎么藏身于加密房间，怎么设置小号，并且只在特定的平台对特定的人发帖子，当父母还在考虑要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和假惺惺的天真问题来窥探孩子的生活时，那些网络头像就已经消失了。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们还会改装父母设置的监控器，然后父母通过监控器貌似看到了所有想看到的东西，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到。
无拘无束
电影《无忧无虑》剧照。
无论你在学校演出中的表现是多么糟糕透顶，无论你的工作汇报做得有多么令人失望，在前互联网时代，值得欣慰的是，你永远不需要知道你真正的表现有多差。毕竟，你自己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表现，而大多数人也不会告诉你真相，哪怕你想从他们嘴里套话出来。久而久之，你可以说服自己，或许并不像你最初想象得那么糟。无论如何，你不需要反刍那些情景，因为那些表演时刻来了又去，然后会永远消失不见。
在所有事情都变成了表演，而所有表演都可以上传、分享，并供后人剖析之前，风险其实是要小一些的。你不再像以前那样，跑出家门并对自己的仪容仪表一无所知，因为现在你可以从手机上看到你的头发有多乱。而且当你对着手机照镜子时，或者更糟的情况是，当其他人从手机上看到你的样子时，你将永远不会像之前那样跑出门了，或者至少当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自己的头发乱不乱了。
我们都曾经历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害怕其他人对我的持续关注，除了偶有瞬间想被别人关注之外。其实真相既令人欣慰也相当残酷，那就是没有人真的一直关注着我，不管我想不想被关注，这个事实是最难消化吸收的成人课之一。可能我们都不曾被完全说服过。当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别人是否在关注我们的时候，这堂成人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做好了应对准备，所以我们最好是自己保持警惕。
面对警惕的观众，孩子们学会了提前美化自己的形象。从中学开始，他们就受到鼓励，要思考自己的个人标签互联网赚时代，要开始“登上自己选择的舞台”，要决定自己的“关键领域”，然后最终就像谷歌为“数码公民”开设的课程里说的那样互联网赚时代，变成“网络达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学习如何生活，甚至都没必要真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把生活当作表演秀出来，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今天，随着互联网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被查看和捕捉到，人们学会了呈现出单一的、同质化的版本。新冠病毒的隔离措施，让所有人都被迫一直通过上网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这只会加剧上述过程。在家里的自我，在工作的自我，还有在社交场合的自我，都混在一起了。
现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你决定不做那块形状有些伤风败俗的吐司面包了，以免有人录像；或者你选择不去舞厅，因为你喝多了。你不会去接近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你也不会在假期派对上讲那个重口味的故事，除非你确信所有听众都会守口如瓶。你避免做出可能被断章取义的讽刺性评论，也不想让根本不认识你的人看到你的真诚。你太小心翼翼了。你可能不会发帖子，但是别人可能听到了你说的话，或者看到了你做的事。当我们感到快乐、恐惧、痛苦、亲密，或者放松时不再无拘无束，我们就丢失了比个人标签重要得多的东西。
同理心
电影《少年的你》剧照。
隔离期间，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感受到了与世隔绝的压抑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只能通过上网交流，我们也都只能成为线上的自己，而这种感觉其实是很自然的。当你和其他人在网上互动，而且一直都在网上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和你交流的人似乎少了点什么。当你们双方没有互相理解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一直是处于陌生的他者位置，像平面的纸片人一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立体人。
同理心，还有许多其他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沟通、友情、暴力)，都可以被分为两类：现实世界的，还有虚拟世界的，而且这两者往往相互排斥。虚拟的那些特征往往很肤浅，就像虚拟的友情，或者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准社会”友情——这种关系纯粹存在于脑海之中，而且往往是单向的。尽管虚拟关系可以通过喜好和共鸣让人们团结一致，但也可以通过拉踩和恐惧将人们化为仇敌。
在网络世界里，诉说多于倾听，开放式倾听则几乎没有。线上互动更多的是发现人们对谁谁谁生气了，或者对什么事情发脾气了，而不是分享心事和想法。线上互动根本来说就是同理心的反面。在网上，愤怒实现了很好的自洽，而别的情绪则被排除在外。
2010年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9年到2010 年，大学生的同理心下降了40%，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也就是2000年到2010年期间，换位思考和共情关切这两项能力下降得最多。你可能没办法用简单的科学研究术语把共情能力的下降与变幻莫测的算法联系在一起，但也很难忽略这二者重合的轨迹。
活在当下
电影《书店》剧照。
活在当下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与其他所有人一起活在当下，不管是共同惊叹于一场烟花秀，还是心惊胆战地一起目睹世贸中心起火，抑或在体育场的摇滚音乐会上随着最后的返场歌曲晃晃悠悠。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感觉，人潮涌动，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边界，空气中弥漫着人群的嘈嘈切切，大家都沉浸在长长久久的情绪体验之中。
然而，当巴黎圣母院于 2019 年起火时，法国几乎没人驻足停留并现场观看那场火灾，而彼此交换悲伤眼神的时间还没超过几秒钟，就已经忙着上网了。大部分人目睹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基本都是通过手上握着的手机镜头(他们会给熊熊燃烧的火焰与冉冉上升的烟雾录像)，又或者，他们的脸朝下倾斜，看着手掌上的手机，滚动浏览其他人的体验，和住在远方的妈妈分享这场火灾，而不是和自己身边的人分享。哪怕是亲临火灾现场的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现在不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地沉浸其中，因为当你永远都以数字形式在线时，是不可能做到活在当下的。把自己的不在场归咎于其他人无穷无尽地给我们发消息，未免太容易了，不过我们并不总是被打扰的一方：我们也会自己打扰自己——我们一直都在打扰自己，哪怕仅仅是飞快的一秒钟时间，哪怕只是我们盯着屏幕看的那么一瞬间，我们都在打扰自己。如果你也在经历拍照、发帖评论、分享这一整套流程，那么你很难活在当下。
我们所有人都迫切地想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思想，哪怕就是一点点也好。学校介绍了各种各样对抗焦虑的方式，包括集体冥想、间歇性呼吸练习，以及整天健身，我们迫切地渴望用这些方法抵消屏幕的喧嚣。难怪成人不让自己的孩子上网，因为他们想要给孩子们灌输那些他们自己已经失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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