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梅纳德·威廉斯在给主编的信中这样写道：“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一个记者能够通过照片和文字，带领125万国家地理学会的会员和他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然后对他们说：‘尽管看吧，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无法看到这一切。’”
《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 罗安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8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问世。时至今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会员已达千万，是全球最大的地球仪和地图供应商。
不过，美国人为什么会想到创建这样一份杂志，而这份杂志又为何大大突破了美国自己“国家”的范围，派出记者辗转世界来进行广泛拍摄？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罗安平在其所著的《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一书中介绍了这份杂志的创办背景。19世纪是美国的扩张世纪，抵达北美大陆的最西端后，19世纪晚期起，美国国内开始急剧增长对海外扩张的兴趣。与之同时，美国充分拥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对外贸易额连年激增。这就使得了解海外地理问题成为中上阶层的一个持续的需要。
是美国的《国家地理》而不是欧洲的地理类杂志行销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人一方面接纳了欧洲人创设的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等学科以及照相机等装置，另一方面，他们的杂志更趋向于通俗地理学，尽可能摆脱学术化、专业化的束缚。除此之外世界之最地理知识，如《戏台与相机》书中所说，《国家地理》在1915年就确定了其办刊主要的原则，包括绝对准确，图文并茂，避免太个性化、琐碎化的描写，不刊载带有偏见和争议性的报道，对任何国家和民族只刊载其美丽自然而避免过度批评，并带有很强时效性——无论是战争、地震、火山爆发，都要尽可能快地通过图片来展现事发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状况信息。
据罗安平统计，《国家地理》从创刊到1937年的五十年里，一共刊载了近130篇涉及中国的文章，包括对中国的整体介绍，关注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东北，以及边疆探险与少数民族等。而在1938年到1949年，该刊共发表关于中国的报道34篇，聚焦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滇缅公路的状况，还大量报道了中国中西部城市以及广大农村的状况。1950年到1971年，《国家地理》涉及的中国报道，多是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向大陆进行的“观望”。在1971年以后，《国家地理》大量报道中国，涉及大熊猫、经济与文化新气象、中国边疆地区与民族文化，报道通常呈现浪漫主义色彩，“字里行间流淌着乐观主义精神”。
《国家地理》对中国景观的报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长城、兵马俑、黄河和大运河，如书中所说，长城代表地理空间与族群文化的边界，兵马俑反映中国人在时间维度内的生死观，至于黄河与大运河，则可以理解为农业中国的写照，这些分别是“忧患”与“智慧”的体现。
《国家地理》曾浓墨重彩地力推美国农业部土壤专家富兰克林·金在考察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古代农耕体系后写成的巨著《四千年农夫》一书，《四千年农夫》通过对照东亚农业模式与依托于技术、机械、农药和化肥的美式农业模式，强调了东亚农业模式的优越性。《国家地理》则通过一连串报道对此观点予以了佐证。
罗安平通过对《国家地理》中国报道涉及的区域类型进行分析后指出，该刊有意识地采集了对中国腹地、沿海、边地三类区域的报道，致力于展现20世纪不同时期中国三类区域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地理面貌。
《国家地理》的中国报道中，西南占据最大一部分，直接相关作品近50篇。中国西南各省份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美国政府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持续引进中国作物，如罗安平所指出的那样，这在今天的考察视野中，无疑构成一种物种劫掠，但客观上来说，在当时，通过《国家地理》的调查和报道世界之最地理知识，中国西南省份得以加速进入了全球读者的视野范围。
中国西南的植物资源和人文地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因此拥有了大量粉丝，很多后来成为科学家、研究学者、政治家和企业家的美国年轻人慕名到云南、贵州、西藏、四川等西南省份开展科学考察。他们与《国家地理》的记者一道，继续以多维度的方式向世界呈现中国西南省份的人文地理，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生活方式。
具体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当然是这些少数民族女性身上的传统服饰，流传于民间乡野的神话传说，存在于时光边缘的民歌民俗，还有就是各种传奇性的宗教仪式等。如《戏台与相机》一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地理》不同时期就这些方面的关注和报道，在相当程度上也促成了中国西南省份将少数民族文化、民俗与地方知识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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