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有了水，西北地区就能得以新生，这是所有方案的逻辑起点。朔天运河、海水西调……类似方案已不止十种。但那些叱咤一时的方案从未实现过，有的被搁置，有的在蛰伏。他们仍坚信，“我们不做，子孙后代也会做。”“像这样的大调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估计严重不足。这种影响要上百年才能显现出来。发展权利要多留给子孙后代，不要总把问题留给后代。”
2017年底，一个“红旗河”西部调水方案横空出世。与该方案的宏大构想相比，世界上几乎所有水利工程都是小巫见大巫。
全长6188公里，只稍逊于长江；预计年调水量600亿立方米，超过黄河径流量；开拓出一片20万平方公里的绿洲……如果建成，这将会是一条人力修筑的中国第二大河。
红旗河调水方案干流起点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上，中间取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等西南大河之水，途经河西走廊，终点为新疆喀什。此外还有三条支线：通向延安方向的“红延河”，通向内蒙古、北京方向的“漠北河”，以及通向吐哈盆地的“春风河”。
这并非巨型调水狂想第一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事实上，自1950年代南水北调考察启动以来，天马行空的巨型调水思潮像一座活火山，周期性地喷发：朔天运河、海水西调……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类似方案已不止十种。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寻找各种方案的制定者们。数十年过去，他们大多垂垂老矣，有的已经离世。那些叱咤一时的方案从未实现过，有的被搁置，有的在蛰伏。他们仍坚信，“我们不做，子孙后代也会做。”
而在反对者眼中，这些方案仍是遥远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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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案 “红旗河”
“红旗河课题组”称，方案尚处于项目研讨阶段。一名水利部规划司规划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尚不了解这一方案是否已报送水利部。
但高调宣传已经大范围展开，宣传文章强调，红旗河方案有6名院士、12名教授参与。
不过，课题组负责人、红旗河构想的提出者高淦并非相关方面专业人士，而是国家高端智库“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的前常务理事。
“古有大禹治水、京杭大运河，现在我们有南水北调，为京津冀等北方缺水地区提供了水的支撑。红旗河也一样，改革开放40年，土地和城市发展的矛盾凸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还是空间的问题，还是土地和水的问题。”高淦在红旗河宣传视频中说。
目前已知的进展是，这一民间调水方案已经进行了第二次专家研讨会，开展了生态和环境影响研究分析，但环评尚未进行。
一些生态、水利界人士认为，该方案还需要长期、谨慎论证，不宜过早宣传。
四川省地矿局高工范晓提醒南方周末记者，川西、藏东南的横断山区，是中国地质最不稳定的地区，施工和运行都会付出非常高的成本。如果工程坍塌酿成洪涝灾害，“这种风险就不是实施者所能承担的，而是要由全社会，甚至下游国家共同承担的。”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锦超担忧，红旗河等藏水北调方案涉及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间的跨流域调水，“流域不同，水化学组分和水生生物群落类型都不相同，跨流域调水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否则会出现严重的生态失衡问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原总工程师刘树坤认为，“水送到新疆以后就用掉了，相当于内陆河流。会不会像银川、内蒙古等地的灌区一样，水蒸发后盐分日积月累，引起土地盐碱化？”
争议尚存，但支持者有之。
2017年11月，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善林金融”通过多个渠道称，全力支持红旗河调水工程，并提到“由善林金融全力支持成立S4679课题研究组（即“红旗河课题组”）”，引发外界各种猜想。
课题组核心成员、水科院水资源所副所长赵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善林金融“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就想了解一下，关心这个事儿”。
而一名善林金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也不让我们高调宣扬。”其并未透露双方的具体联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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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到民间方案层出不穷
在红旗河之前，其他调水方案早已有之。有了水，西北地区就能得以新生，这是所有方案的逻辑起点，包括官方的南水北调工程。
和已开始运行的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不同海水西调，南水北调西线并不为人熟知，在规划的图纸上，南水北调西线从西南地区调水入黄河，以解决黄河上游水资源之困。
据记载，早在1958年，水利部黄河委就开始在中科院协助下进行西线查勘工作，曾提出“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的目标。后来黄河委屡次修改调水线路，将水源暂定为距离黄河较近的通天河、雅砻江和大渡河，将规划调水量一再下调，方案却始终未落地。
多位学者表示，南水北调西线的源头恰恰都是长江上游，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需水量与日俱增，长江上游水不堪远调。
官方路线难产，学界先着急起来，纷纷建言献策，乃至提出自己的方案，方案滚雪球般越来越庞大——水源地瞄向了水量丰沛的西南诸河甚至大海；受水地也从黄河流域变为新疆。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 水量丰富， 被多个西部调水方案视为调水的源头。 视觉中国 | 图
在1980年代，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员陈传友提出了“藏水北调”，这可能是最早一波的民间方案。他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西南是中国富水区，开发利用率低，是中国地表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
此后，更多的民间人士方案走上舞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1990年代郭开的“朔天运河”方案和霍有光的“海水西调”方案。
原二炮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李伶长期跟踪早些年的“朔天运河”（后称“大西线”）方案，并出版了《西藏之水救中国》。2018年3月26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近耄耋之年的郭开患了帕金森症，手抖，耳朵也不好使了，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郭开，他确实听力不佳。
据李伶转述，郭开曾是入藏解放军的宣传干事，“亲眼看见西藏河流的丰沛”。郭觉得每年西藏有相当于12条黄河的水白白流出国境，如能截取部分水资源，则可“永解黄河断流之困”。
“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逻辑。”武汉大学教授、前水利部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对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但是国家有边界，生态系统却没有。”
据李伶介绍，退休回家后，郭开琢磨出了一条线路：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再从黄河分两路进入新疆、华北。
1990年，郭开正式提出该设想。这条线路的取水点是郭开曾随部队到过的西藏朔玛滩，终点为天津，遂定名为“朔天运河”，后改称“大西线”。在许多人看来，“大西线”是天方夜谭：设计年调水量2006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所有方案中无出其右者。
同样在1990年代，在西安交通大学科学哲学教授霍有光看来，黄河委南水北调西线的“格局”还太小——西线的意义不仅是要解决黄河断流问题，还有中国西北的开发。霍有光把目光转向东边的大海。他想出了一条全长两千余公里，跨越中国二三级阶梯，从天津将渤海水引入新疆的线路，他期待用海水恢复已经成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还要依靠罗布泊发展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2018年3月15日，霍有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设想中，这座沙漠中的新城将围绕海水，发展旅游业、海水养殖业、风电、太阳能、煤化工，甚至还能在当地淡化调来的海水供给人口所需。
各大调水方案示意图 杨凯奇 | 整理 梁淑怡 |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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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
距离梦想成真最近的一次
巨型调水方案常会遭受不解，提出者们四处推广，以获得支持。
陈传友在一篇访谈中称，他的方案被外界质疑为某种科幻，“水利部专家讥讽我重复‘永动机’原理，要我说是他们根本听不懂我的观点。”
根据十多年前的报道记载，从1981年开始，陈传友不停地给上级部门写信。1993年，一篇人民日报的内参将陈传友方案提交到了国务院，一位高层领导批转当时的国家科委，陈传友因而出了大名。
李伶回忆，郭开于方案提出之初也面临过困境。他进行路线考察的钱是从退休金里出的，“有时钱不够，还得找老婆借”。他称，“水利部有人说郭开是骗子，不断给他制造小麻烦，考察时好多地方招待所不接待他，只能去住兵站。”
郭开也有自己的捷径。他退休前所在的国家原第四机械部，有许多军队转业人员，他不厌其烦地联系这些人、做汇报，该方案便在军队内部逐渐流传开来。
据此前媒体报道，极盛时，郭开方案获得过118名将军的支持。李伶归之于军人情结：“老将军们对边疆有感情，也为同是军人的郭开抱不平。”
1998年，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了郭开方案。1999年，各单位组成了考察队。
这段时期堪称郭开方案的巅峰。2006年，李伶跟踪郭开17年写就的《西藏之水救中国》，在中央各部委广泛流传。那一年，郭开上了凤凰卫视、到中国人民大学开讲座，还曾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座上宾，与有关负责人商讨“大西线”问题。
霍有光方案也得到了老将军的支持。其主要推动者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以一些海洋方面专家和海军将领为主要成员，主要活动涉及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水西调”方案外线创始人、不久前去世的原地矿部堪技处处长陈昌礼也在这个组织中。
“海洋分会的每次年会都让我做报告。”霍有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海水西调”方案曾多次形成全国两会提案或议案，也得到媒体关注。
霍有光等“海水西调”方案制定者一直将此当作学术设想，没承想，2010年“引渤济锡”工程让他们看到了一线上马的希望。
“引渤济锡”是“海水西调”的微缩版。一家煤化工企业老板看中了锡林郭勒盟丰富的褐煤资源，却苦恼该地缺乏开采、利用煤炭所必需的水资源。海洋分会得知该项目后，将他与霍等相关人士牵上线，最终形成一个方案：利用封闭的地下管道和渠道，将海水从辽宁葫芦岛输送至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市，终点在胜利煤田。
霍有光对此充满期待。
毕竟，这是距离梦想成真最近的一次。其高潮是2008年锡盟行政公署和海洋分会联合主办的“陆海统筹与引渤济锡发展战略研讨会”。霍有光记忆犹新，“会议规格很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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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疑声中淡去
尽管各大方案风生水起，但无论是官方还是环保组织，质疑就未从间断。
2011年，环保组织绿家园曾为“大西线”方案召开过沙龙。会上，多名专家对郭开进行了当面质疑。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仍然记得郭开当时的反应：“气急败坏”。对于当下的红旗河，汪永晨也在微信群里转发了质疑。
李伶回忆，1999年的那次考察结果最终无声无息。“瞧不上民间方案。”他愤然道。
郭开曾自称，非专业人士的身份使得他拥有“突破性思维”，从而能提出专业人士想不到的方案。不过，他最终仍受困于自己的非专业身份。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对大西线看法鲜明：“大西线”中错误的概念太多，“缺乏科学知识”。
200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等人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作了汇报，认为各种“大西线”方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也没有现实必要性”。
也有专家对郭开感到惋惜，“心系国家，想造福子孙后代，也很有胆识。但是对科技细节了解比较少。”
巧合抑或必然，“海水西调”方案，也在钱正英等专家的否定下，从顶峰跌落回谷底。
前述“引渤济锡”商业项目，转折点是2010年底，于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陆海统筹、海水西调高峰论坛”。此次论坛的一个目的是，在内蒙古锡盟进行海水西调工程后，进一步将线路延伸到新疆，最好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没承想，论坛引起了公众长达数日的讨论，批评之声逐渐占据上风。
数天后海水西调，钱正英等专家牵头的“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项目组在北京召开成果发布会。在记者们的追问下，项目组回应，解决新疆水资源问题，根本出路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对“海水入疆”的态度则是“该方案纯粹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科学上根本不可行。”回头来看，这句话几乎是一锤定音。
目前，“引渤济锡”项目仍未见国家发改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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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平静
除了“红旗河”的出现勾起一些回忆外，“大西线”方案似乎已经归于平静。
鼎盛时期的“朔天运河筹委会”，成员显赫。如今，李伶坦言，“大家都老了，筹委会已经星散。”
据媒体报道，郭开另一个身份是北京朔天咨询开发公司董事长。根据App“天眼查”，以“朔天运河”为名的公司在海南、武汉、天津乃至香港都有分布，企业类型则有水利水电、文化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等。但许多企业查不到联系方式和地址，也看不出郭的信息。
李伶后来听说，“大西线”起点朔玛滩上游建起了一座水电站，意味着朔玛滩已经不适合作为调水起点了。李伶怕刺激执著的郭开，选择不告诉他这一消息。
“郭开还是很遗憾，没有见到大西线上马。我只能宽慰他，后人会比我们做得好。”李伶说。
2015年，霍有光从西安交大退休，要“以民间身份继续推动海水西调”。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他曾为学生讲过多次海水西调构想，退休前还希望给全校科技人员讲最后一次，但学校未予安排。
“引渤济锡”项目的搁浅让他感到无奈。在2010年那场记者会上，专家直言，“海水西调，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而不是可行性。”让他深感不平。
“后来凤凰卫视也想举办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可是没有下文。对他们的疑问，我们有答案，却没有机会介绍。”霍有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八年来，我们一直在蛰伏。”
舆论压力迫使他换一种手段推进自己的方案。海水西调改叫“绿水西调”了——不再谋求直接调海水入疆，而是强调将淡化的海水西调。“从推广沿海地区的海水淡化利用战略，到近海（北京、锡林郭勒盟），再到远海（巴丹吉林沙漠、罗布泊）”。霍有光认为，方案遭遇困境，“首先要让大家接受，海水可以用”，然后由近及远，各个击破。
如今，搜索关键词，“朔天运河秘密实施”“藏水入疆国家批准”等条目仍然频出。聊到生平的愿望，李伶坚信：“这个工程一定会完成的。不在乎用哪个方案，谁把事情做成了，我都举双手赞成，也包括红旗河。
“从我个人来说，有个哲学问题：人类能不能这样大规模、无限制地改造自然？”刘树坤反问道，“像这样的大调水，有的专家可能看到的是对工农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估计严重不足。这种影响要上百年才能显现出来。发展权利要多留给子孙后代，不要总把问题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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