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开始，新媒体格外热衷用“最后的士大夫”来标榜人物。
但是其实士大夫也分好多种，有不顾生死仗义执言的，有挺身而出为国捐躯的，但也有苟且偷生卖国求荣的，有左右逢源永远不倒的，还有营私肥己鱼肉百姓的，自然也有兼而有之的。
士大夫三个字听起来很玄乎，让很多人一下子失去抵抗力，忍不住要夸上几句顶礼膜拜几下，而“最后的”好像尤其难得，更是珍惜物种。
但是不那么最后的时候，士大夫就很不少，还是搞得内忧外患，被逼得走投无路，然后连最后的皇帝也保不住。
图片来自电影《末代皇帝》
与其在没有士大夫了的时候，非要硬派几个人说他们就是士大夫，必须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倒不如换一个思路，去看看士大夫（也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官僚）是怎么兴起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就已经不大看得上周朝那些最后的士大夫了，这只要看看迂腐的宋襄公被挖苦了两千多年就知道了。
精神贵族还是食古不化？| 图片来自《东周列国春秋篇》
孔子倒是对大人（也就是君子）念念不忘，但是他说“我欲仁、斯人至矣”，其实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像过去理想的士大夫那样，也不希望就走到最后那一步，光弟子就啸聚了三千人，还要周游列国到死方休。
后来也不大有人买账，所以孟子出来辩个没完。但是他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理论，对于富国强兵来说太过迂阔，再后来别一派对立的“把百姓当牛马”的法家占据高地，君子就没有了立足之地，纯粹的技术型行政官僚成为主角，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结果二世而亡。
学士和文吏的分化和矛盾，图为嘉靖皇帝剧照 | 图片来自《大明王朝1566》
汉初不得不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眼看时机差不多了，儒家和法家又争个不休，儒家笑法家没理想没追求，法家说儒家一无所能，而且还穷。
但是因为法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儒家的声量越来越大，圣人不出其如苍生何？于是王莽应运而生，也做了一些利民的改革，但是总体上一顿瞎折腾，还大搞封建迷信，于是儒家的王道也破产了。
互联网广泛流传着王莽穿越的传说，图为王莽剧照
那这个过程中以及这之后，两派就逐渐握手言和了，君子派也学些技能玩弄些手段，牛马派也开始讲文明懂礼乐，于是也就不那么判然可分了，这个也就是士大夫政治的基本定型。
要在那些堂而皇之的宣言里，或者是零零星星的殉道者里去找士大夫，那不过就是找到几个标本。如果非要用几个字概括士大夫，可能倒是吴思在《潜规则》里提到的“潜规则”贴切，它是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在理想和现实、在手段和策略之间的妥协，谁无视潜规则谁就没有立足之地。
士大夫首先是个尊君的官吏，其次对于什么大同乌托邦也未必当真，当真的早就丢了性命或至少是穷困潦倒。许多人提到士大夫，早就忘了它的来龙去脉，于是这三个字就义无反顾地站在那里敢为天下先，其实大可不必。
今天小北想跟大家聊聊阎步克老师的这本高分经典《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在书里阎老师用深入浅出而又严谨克制的语言，讲述了“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相信一定能让你醍醐灌顶。
写在前面的话
小北计划推出两个新栏目“读一本书”和“教授书单”。“读一本书”的初衷是这样的，因为以往头条图文限于篇幅，往往只能围绕某个要点展开，也展示大家观点，拓宽理论视野，也抨击社会偏见，给它们一些难堪，也聊点诗词歌赋，为生命留些余裕，但是一直没有对于一整本书的完整的解读。事实上小北有许多堪称经典又有一定阅读门槛的书籍，他们没准此刻就在你的书架上躺着，这一次我们打算通过这种形式，在五六千字的篇幅（结合音频、思维导图等等）里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把一些好书的核心观点和洞见告诉给你。
如果说“读一本书”解决“怎么读”的问题，那么“教授书单”则是针对“读什么”，小北会邀请博雅讲坛的讲者（各大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针对他们的研究专长，围绕特定话题推荐若干图书，并且对于推荐图书加以介绍和评价，希望能作为你在书海遨游的凭借。
对于热爱读书的你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些快乐更加易得但也更加廉价，我们不作阅读的替代者，更不做知识的打包人，我们只想要分享探讨、共同思考，想要为你带来经典阅读的切入点，和你一同从高质量的浅阅读走进属于你的深阅读。
今天是“读一本书”栏目的第6期，我们一般在每个周日定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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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北大出版社，我们一起读一本书，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它的作者是北大人气教授阎步克老师，本书被称作他最辉煌的作品之一。书的写就源于阎老师对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兴趣，最终却转向对“士大夫政治”的研究，这背后有着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非常与众不同，它的主角既是官僚又是文人。
那么你可能会提出异议说，像秦帝国就没有文人的什么位置，当然事实确实是如此，那是因为士大夫政治有着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秦帝国就处在演变的中间某个阶段，而阎老师正是从文人和官僚如何碰撞出士大夫政治来展开他的精彩论述。
那么我将通过三部分来解读这本书，主要是围绕士大夫政治的由来、变化和最终定型来展开，第一部分会讲述最早的士大夫政治，也就是周朝的贵族政治如何产生和走向衰败，第二部分讲述在这之后形成的，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秦帝国、以及纯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的王莽新政的失败，第三部分则回归到士大夫政治的最终成型，文人型官僚成为官场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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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士大夫政治的先声——封建士大夫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分，也就是先秦时候的封建士大夫。这个封建不同于大家常说的封建社会的那个封建，而是分邦建国的意思，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周天子分封天下，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在这里士和大夫只是天子下面的贵族称号，和后世所说的士大夫之间好像没什么必然关系。
但是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把“士大夫”看作是天子和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那么当时也是如此，士大夫或士就是贵族阶层。
那么这里就涉及了一个关键概念——士大夫的“士”字，为什么它能够作为贵族官员的通称呢？于是阎老师详细地考察了它的起源，指出“士”和“王”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长一个样，他们都是兵器里斧钺的形状，而斧钺是战斗和劳作的工具。
斧和钺类似，最初是战斗和劳作工具，图片来自电影《师父》
那么这就说得通了，“士”最早很可能就是氏族社会里，负责战斗和劳作的成年男子的通称，后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出于尊崇氏族首领和贵族的需要，又衍生出了其他的称号，以致“士”反而成为最低级的贵族。
但是呢，人们也依然把天子和平民之间的贵族叫作“士”，不过这个时候的“士”，不再局限于战斗和劳作了，他们作为贵族更多地承担起行政和教化功能，身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在政治上，他们要负责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和宗教文化事物，在文化上，他们要接受各种官员的教导和管辖，还要参加祭祀、宴乐、征伐等等各种活动，在社会联系上，他们依靠宗法等级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等等来分配和协调权力。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士的角色其实有了一定分化，但是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又由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和当时的这种政治体制相配合的文化，就是孔子一直盛赞的“礼治”的传统。关于什么是礼治，大家可能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是以礼治国，礼就是一些繁文缛节，而阎老师从社会分化的角度给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他说礼是介于俗和法之间，所以有礼俗这种说法，也有礼法这种说法。那么在远古的时代，例如氏族社会的时候，大家都依靠约定俗成的习俗来生存，而且完全觉察不到它的存在，这个其实就是道家崇尚的返璞归真的生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一些乡俗逐渐落实到礼上，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法治手段，但是所有的这些仍然在礼的统筹之下，人人用它来自我约束，这个就是儒家的理想。当然，还有纯粹用法来治理的国家，那就是下面会提到的后来的秦帝国。
利用这个观察视角，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精致的三分结构，根据分化程度的不同分别是“俗”“礼”“法”为主，处在中间的是礼治，它的典型特征是“尊尊”、“亲亲”、“贤贤”，“尊尊”就是尊敬尊贵的人，“亲亲”是亲近可亲近的人，“贤贤”是重视贤能的人，就是有一套精致的传统来区分尊卑、亲疏和贤愚。
中国古代有个提法叫做“天地君亲师”，就是说天地再往后排，就是君主、亲人和师傅制礼作乐，而君亲师对应的就是“尊尊”、“亲亲”和“贤贤”，在周朝的礼治的传统里，这三个方面是互相渗透和混溶的，尊贵的人同时是亲人是贤人，那么如何来处理这种混溶又有差异的关系呢，这个原则就是孔子反复说的“和而不同”。
这也就是儒家和道家、法家的核心差异，道家怀念远古的和谐，儒家看到了社会的分化，但是希望把分化控制在一定程度内，让礼治文化来协调一切，而法家则着眼于推进分化，效率至上、用法治国。
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思路，即儒、道、法，它们是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的代表性主张。而这些人的出现，说明学问不再把持在原来的贵族阶层手里了，文职官吏和掌握道艺的学士开始分离，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文化，但是没有了相对应的权力，而原先有权力的人才能叫做君子叫做士，但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有道德才艺的人也可以被这么称呼，于是我们就看到有学士、文士、术士、方士、法士、辩士等等。与之类似的是，原先长官才能叫做师，但是私学诞生之后，师就变成了传道受业解惑者了。
总而言之，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是清晰可辨的。我们以孔子为例，他就当过低级的官吏，管理过粮仓，也管理过畜牧，这些工作都能做得很好，不过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不是一辈子当这么一个小小公务员，而是传承文化接续道统的人，他自己也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要拘泥于那些细碎的杂务。然而事实是，孔子眼中的杂务，也就是当时的政治事务，也已经复杂到一定的程度了，需要有专门的文吏来负责制礼作乐，《韩非子》里说魏王想要参与具体的事务，结果没多久就睡着了。
孔子因为生计问题当过小吏，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图片来自电影《孔子》。
这就是说，学士和文职官吏都有各自的专业素养要求，都是春秋战国时代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有趣的是，如果追溯他们的前身，其实都是古文化的集中保有者，学士来源于周朝的乐师，主要负责礼仪教育等等，而文吏则来源于大史，甚至吏和史本来就是同一个字，大史主要掌管文书和法典，而他们之间的分化对立就是后来儒家和法家道路的不同。
而儒家和法家之间的竞争，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主要线索，代表了新旧两个时代的思想斗争，它们俩确实处处针锋相对，儒家讲性本善，法家就讲性本恶；儒家讲仁义礼，法家则讲法术势；儒家要“尊尊”、“亲亲”、“贤贤”，法家却说上古“亲亲”，中古“贤贤”，当今则应该“尊尊”，要独尊君主；儒家要在礼俗、礼乐、礼法等等中间找到平衡，而法家则要靠纯粹的理性化的手段；儒家追求朴素的民主和人道主义，而法家则把官僚机器的效率看作唯一目的，把人民看作牛马。
这里对儒法两家的比较，其实是粗略的讨论，而且其实忽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那就是荀子，有人说他是儒家集大成者，也有人说他是儒家的叛徒，因为他教出了李斯和韩非两个学生。这正好说明了他无法被简单概括，他理想中的社会，是既有行政效率，又讲究仁义礼智，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借助君主的权势，于是他给出的政治架构也颇有讲究，那就是“士大夫”和“官人百吏”各取所长，君子就让他们整合社会秩序、承担道义和教化的责任，官僚就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提高行政效率，这个想法就较为全面完善了，可以看作是后世成熟的士大夫政治的先声，所以谭嗣同就说，两千年来的学问都是荀子之学。不过，历史总是出其不意，军国主义的秦帝国的迅速崛起，让荀学逐渐湮没无闻。
02
士大夫政治的失败教训——秦帝国和王莽新政
接下来在第二部分，我们会着重聊一聊士大夫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两个失败教训，那就是秦帝国和王莽新政。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从氏族社会一直聊到先秦，从社会分化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中决定历史走向的就是儒法两家的路线之争，他们都是从礼治的统一体中分化出来的，所以也受到这个大传统的制约，所以儒家不仅仅是作为人师，更是在努力成为帝王师，而法家重视的法，也不是司法、立法，而是维护君主的专制的行政之法。虽然存在着荀子综合礼法的第三条路，但是历史选择了“片面深刻”的秦帝国。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秦，而不是其他六国崛起一统天下呢？他们并不是没有积极推进变法，根源就在于秦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由于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导致了秦人尚武、民风彪悍却又顺从，这就为它的专制官僚制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军功爵制的推行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普通百姓都能够通过在战场上的表现向上流动，而军国主义精神又推动了法律的发展，秦的法律几乎无所不包，不说兵刑钱谷、考核铨选，就是预防火灾、官员交接等等都有章可循，而且极其强调文书，也就是书面材料的充分应用，这就使得行政的标准化、程式化程度大大提升。
因为这些原因，秦才能够一统六国，进而修驰道、长城、阿房宫等等，还能够出击匈奴、南越，它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组织能力，都代表着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于秦的强盛。但是，秦的二世而亡也让我们警醒，这其中是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的，绝不仅仅因为汉朝史官的抹黑。那么怎么来解释秦朝的灭亡呢？
还是得从这个超高效率的行政机器说起，它是一个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只是不断地执行和贯彻一级又一级的行政命令，就像是一些没有感情的行政单元。如果严刑峻法产生了弊端，系统给出的反馈仍然是严刑峻法。同时，这个系统对于君主的制约微乎其微，于是君主的权势欲和享乐欲也会趋于无限膨胀，根据范文澜先生的统计，当时秦的人口也就二千万左右，而征发的人数却不下三百万。这样看来，秦的灭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秦朝如此强大却二世而亡，这是汉朝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新的政权以何种思想为指导？统治者思考的结果，自然而然会把目光转向诸子百家，权衡的结果就是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这是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一方面经过秦汉之间的战乱民不聊生，需要尽快把官僚机器的转速降低，另一方面汉朝开国功臣大多是一些武夫，对于礼乐教化等等不感兴趣。与其轻举妄动重蹈覆辙，不如先休养生息静观其变。
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里有《循吏列传》，这个“循吏”就体现着那时候的治国思想，循吏指的是“以因循为用”的官吏，就是无功无过不妄为的文吏。当然，汉朝开国之初，也并非没有官员提出过其他主张，例如贾谊就想重张礼乐，晁错则想更定法令，但是都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恢复，这么大的一片疆域，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冲突，这就要求官僚机器必须重新运转起来，原先那套清静无为的原则也就不再适用，国家的理财、治狱、御敌等等军政事务，都需要有精明能干的专业人才，汉武帝时期的辉煌离不开这些人士，甚至于到了汉武帝晚年，还出现了类似于秦后期的凋敝和动乱，史学家司马贞和司马光都认为，汉武帝和秦始皇相差无几。
汉武帝晚年国家有“亡秦之迹”，图片来自《汉武大帝》
那么你可能会说，汉武帝不是独尊儒术吗？是的，但是这实际上是儒表法里，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依靠的还得是法家的那一套。那么你可能又要问了，儒家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慢慢一步一步成为门面的呢？其实从汉朝开国开始，儒者们就在反思历史、探索未来，道家的思路是“反朴”，而儒家也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叫作“反质”，现代汉语有个词叫作质朴，但是其实质和朴的含义并不同，质的对立面是文，我们说文质彬彬，方为君子，在儒者看来秦朝的弊病在于礼法过于繁复，而历史就是在文和质之间摆动，要达到文质彬彬的状态就得靠礼治。
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不足以说明儒家为什么能获得独尊地位。根本上，还是儒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能够动用文化、情感、亲缘等各种要素，建立起一个囊括天地人的道德和认知模式，既赋予了政权充分的合法性，又对它提出了一些道义上的要求，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摆到明面上宣传，用来拉拢人心维护统治的。
不过也是在这里，给儒者批评政治留下了一个依据，皇帝是替天行道，而天道的解释权却在儒家手上，那么如果皇帝不能够践行仁义、去除贪欲、任用贤人，天就会有灾变来谴责他，人们也有权力推翻他，这就使得儒生在批评朝政时候格外有勇气。史学家赵翼曾经说，西汉人上书毫无忌讳，而皇帝的诏书则经常自我反省，例如朕“自愧”、朕“不明”、朕“无德”等等……汉昭帝时还有朝臣眭弘根据符瑞劝他退位让贤，然后就被诛杀了，这种做法在后世根本不可想象。这些都反映了儒生在朝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儒生有权力并且有能力改变政局。
而和儒生参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朝政治形态始终是“霸王道杂之”，在西汉的政局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王道”和“霸道”之争，儒家学说既然已经独尊，儒生又不断追求和鼓吹纯粹的王道，这些就最终导致了王莽新政的诞生。
王莽在传统的历史评论里被看作篡权夺位的狡诈恶徒，但是即便是贬损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为人有可取之处，他以儒家王道理想为己任，实行井田制，废除奴婢买卖，灾荒的时候还带头捐献家产、免纳租税等，以至于胡适把他称作“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儒家理想主义，也使得他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复古改制，比如编造符命图谶来证明自己天命所归，比如根据儒家经典来随意更改官名、地名、货币制度等等，这些已经不仅仅是给人带来不便，而是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生活和官僚行政。王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侵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更是因为被大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麻痹了双眼，实行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政策。
03
士大夫政治的定型——文人型官僚
那么随着王莽变法的失败，儒生和文吏之间又重新走向融合，这也是在第三部分要聊到的话题，也就是士大夫政治的最终定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儒生的文吏化，另一方面是文吏的儒生化。
先来看儒生的文吏化，根据史书记载，刘邦举兵包围鲁地的时候，当地的儒者还在“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召这些儒生入朝，许多儒生迂阔得制礼作乐也难以胜任。还有汉武帝让儒生起草封禅之礼，儒生之间引经据典争持不下，于是武帝索性弃而不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指出，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总而言之，西汉前期的儒者参政，主要就是作为顾问、传授经术，以及帮着制礼作乐。
叔孙通制礼作乐，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图片来自《楚汉传奇》
但是作为行政官僚，如果全然不懂法律、公文等行政技能，就完全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儒者也开始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就儒墨、名法兼修，汉元帝时候的孔光，作为孔子第十四世孙，也深入学习汉制和法令。这样的例子在史书里比比皆是。
与之相对的，则是文吏的儒生化，《汉书》里提到的于定国、丙吉、王尊、黄霸等等，一开始都是作为文吏，后来却开始主动学习儒家经典。我们所熟知的酷吏张汤、杜周的儿子，就完全不同于他们父亲的作风。在盐铁会议上大斥儒生的服膺法家的桑弘羊，他的儿子桑迁却通经术。还有一个数据也颇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史记》《汉书》记载的西汉时候的酷吏有15人，14人在景帝、武帝时候，而《后汉书》记载的酷吏仅7人，其中许多都形同儒生，已经“亦儒亦吏”。
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儒生和文吏开始相互融合，而这还能从文化、制度等层面得到印证。盐铁会议上，儒生和文吏斗法，儒生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时说，“能言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把自己看做比文吏高一头，而到了东汉时候，《风俗通义》里则形容能言不能行的儒生是“俗儒”。
王充的《论衡》里说东汉时，人们学习经书只是为了获得入仕资格，而不会过于深入，反倒是对于文法律令的学习蔚然成风，以便于后面的仕途平步青云。而这种趋向其实也是由于君主用人层面的偏好，例如东汉光武帝就为察举制度增加了“授试以职”的规定，就是说察举上来的茂才、孝廉需要先在职位上检验一下看是否胜任，然后才能上报到中央。
这些都意味着儒生和文吏在各个层面上重新整合，而这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也就趋于稳定，文人官僚成为政坛上的主角，后来虽然出现了专门承担技术性事务的小官吏，但是他们的地位始终是低一等的。
04
到了这里，我们就基本上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线索讲完了，回顾一下其中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古代的士大夫政治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分封制下的贵族士大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分化，也就出现学士和文吏的分离和整合，我们也就看到了道术分裂之后的秦政、汉政、新政的独特政治形态，“礼治”和“法治”也几经对立，最后定型为外儒内法的稳定模式。
士大夫政治内在地具有多重矛盾和冲突，比如治理和教化的矛盾、士大夫和人民的矛盾、礼和法的矛盾、学和用的矛盾、出仕和退隐的矛盾，因为它本身就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尝试，并且被历史证明为是和古代中国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传统，然而成也礼治败也礼治，它注定和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格格不入，这也就使得它的缺陷被成倍地放大，比如面对专制集权的奴性、对普通民众的莫名优越感、给徇私枉法留下空间、拒绝纯科学纯艺术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也是五四那一代人所警惕的国民劣根性的一部分。
但是，指望两千年前的古人为今天的世界给出现成答案，这种想法就不靠谱，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去批判性地继承。
##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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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是以文士兼为官僚的“士大夫”为治国者，士大夫阶层的存在，是一种独特政治文化形态的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就这种“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展开叙述，由此来对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和机制加以解析。作者把士大夫的*初形态追溯至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终在汉代的儒生与文吏、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的过程中，奠定了中华帝国“士大夫政治”的牢固基础。适用于历史及政治文化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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