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希腊的选举，将成为欧洲精英与民众反思过去几年民粹主义崛起的其他维度，即另一种选择并不意味着能带来解决问题的切实路径，反而是更大的混乱。
▲当地时间2019年6月18日，希腊雅典，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出席大选前的支持者集会。图/视觉中国
文|董一凡
7月7日，希腊提前举行了议会选举，现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获得31.5%的选票，在议会300个席位中获得86席，败给希腊传统中右翼政党“新民主党”，后者分别获得了39.8%的选票和158个议席，拥有了独立执政的权力。“新民主党”党首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定于8日宣誓就任总理。
希腊政治在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掀起左翼旋风后，又回归到传统政党的路径上。这反映了非传统政党的激进主张在实践政策中的局限，亦显示了当前席卷美欧的民粹主义风潮也可能将迎来自身的上限。
民粹主义政党面临国家治理困境
“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提前大选中的崛起，主要凭借的是其反财政紧缩、扩大政府开支的激进政策，迎合了欧债危机以来希腊民众不满本国紧缩和衰退现状，希望新兴政党破解政策桎梏的期待。
“激进左翼联盟”当选后，“不负众望”地开始大幅扩张希腊公共开支，并要求与欧盟重新谈判债务援助方案。但持续数月的谈判只换来欧盟要求其“重回正轨”的警告，以及资本市场对其财政状况的唱衰，反使得债务风险激增。甚至该党发动“是否满意当前债务救助条件”的全民公投，亦无力改变欧元区迫使其坚守财政纪律的决心。
2015年7月，希腊与欧盟方面最终签署了新的救助条款，但其经济前景、债务状况却在这场风波后明显恶化，国家亦无力走出紧缩和私有化的路径。虽然，该党在2015年9月发起的提前大选中再次获胜，但那次选举仅仅表明，民众希望在经历债务风波后国家能先稳定一段时间而不重新震荡，而非对“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满意或支持。
事实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并未取得突出成绩，而其在经历债务风波后，内外政策基本恢复到建制派的路线。民众也逐步意识到，该党与传统政党相比，执政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无明显区别。
经济上，希腊在2015-2016年仍在消化债务风波的震荡，分别出现0.4%和0.2%的衰退，2017和2018年虽出现1.5%和1.9%的增长，但仍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且超高的失业率及公共债务率等老问题也难见改善。
在对外关系上，希腊与北马其顿达成的国名更改协议，虽然解决了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北马其顿加盟欧盟与北约铺平道路民粹，但仍然被反对党广为诟病，认为“激进左翼联盟”与北马其顿的妥协损害希腊主权利益。
此外，希腊在难民危机中也是迎接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之一，一定程度也影响到民众对“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而在5月份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也落败于新民主党，显露出如今其败局的端倪。
无论左右，政党均需直面治理
“激进左翼联盟”从成功到下台的经历表明，虽然建制派政党的执政被认为无力切实解决问题，回应选民关切，但极端政策或民粹政党喊出的种种激进口号，在现实层面上也被证明是一条死路。
或许希腊的选举，将成为欧洲精英与民众反思过去几年民粹主义崛起的其他维度，即另一种选择并不意味着能带来解决问题的切实路径，反而是更大的混乱。
事实上，从此次希腊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未能进入议会，到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政党并未取得预期的“席卷八荒”之势可以想见，欧洲民粹主义崛起虽然是近几年政治生态中最为吸睛的现象，但这些政党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的天花板。
然而，对于这次选举的胜利者新民主党，以及全欧范围内的建制派政党而言，挑战仍然严峻且不容忽视。
一方面，过去数年的大选已经为传统政党频频敲响警钟，选民对支持民粹政党惩罚建制派的套路已经愈发熟稔，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永远是他们绕不开的课题——无论左靠、向右还是编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均须直面治理二字。
另一方面，对前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倒重来，虽然是树立“改变”最简单的路径，但却蕴藏着极大的风险。新民主党领导人米佐塔基斯在胜选后表达了其提振希腊经济的雄心，但也提到“重新商谈援助条件”民粹，使人不仅想起当年齐普拉斯上台不久宣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魄力，最终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因此，传统政党呼应选民要求，单纯模仿民粹政党的政策主张，或者对传统路线直接推倒重来，恐怕均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深入思考问题根源，拿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虽然对于当前面对政治掣肘、经济低迷以及共识缺失的希腊和欧盟越来越难，却是政治家们必须回应的历史之问和时代课题。
□董一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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