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泰安市地名的命名规律、空间分布特征与成因，服务区域独特文化景观传承保护。采用网络搜集和实地调查方法，收集泰安市市辖区范围内的地名，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地名景观类型特征，基于GIS核密度分析法，分析不同类型地名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结果显示，泰安市地名文化景观以人文景观类为主导类型，占地名总量的67.46%，自然景观类占地名总量的32.54%，二级类中姓氏类占比最大（32.54%），其次是地形地貌类（16.67％）、祈福与纪念类（15.58%）。自然景观类地名反映泰安市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分布和命名与泰山、徂徕山和大汶河为主体框架的地形地貌、水文空间分布有显著关联。人文景观类地名与人口密度、社会活动等紧密相关，分布和命名反映出泰安厚重的历史文化特征。从空间分布和类型数量上看，人类活动、厚重的历史文化对地名形成变迁的影响远大于自然地理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深入挖掘泰安地名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推动泰山区域历史文化传承和景观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名，文化景观，核密度分析，空间特征，成因，泰安市
引言
“地名”指特定的地理实体位置和范围，是综合性交叉性的文化范畴，具有普通词汇不具备的文化内涵。地名有的反映当地历史时期和现实阶段的地理环境特征，有的记录诸如民族兴衰、社会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文化景观信息，也有的折射着自然—人文双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和交互过程。传统研究中侧重于地名的起源及含义，或地名的语词文化内涵等，多以定性描述为主，较少定量分析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特征及成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名研究计量化成为趋势，数理统计和地理信息技术得到广泛运用。Jett统计了亚利桑那州切利纳瓦霍峡谷中的地名与当地人对环境要素的感知特点。Capra等结合地名数据库、相关参数及GIS技术，分析意大利南部地名与土壤资源知识的意义与分布。在国内，王法辉等应用GIS可视化和多因子分析，探究广西壮语村落地名的结构组成。王彬等利用GIS对广东地名进行定量分析。Liu等利用GIS空间分析对地名密度指数分类，并分析其景观特征。Xia等利用海南岛地名信息探索了海岸线的时空变化。目前，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名文化景观的特征、挖掘其文化传承价值成为地名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孙美丽等、姚露路等、王雨菡等分析了不同类型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王盼等对天山北坡聚落的9种地名文化景观类型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本文以泰安市市辖区为研究区，利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结合泰安地名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分析泰安市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揭示地名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变迁的联系。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泰安市市辖区位于山东省中部，包括泰山区、岱岳区，北依济南，南临曲阜，东连莱芜，西接肥城，介于北纬35°52’29”~36°28’36”，东经116°50’26”~117°28’16”之间（图1（a））。研究区北部为泰山风景名胜区，南部为汶河平原，总体地势北高南低，东西高中间低（图1（b）），水系自北向南汇集（图1（c）），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区内生物、矿产、植被资源丰富。研究区历史悠久，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地形特征，境内被誉为“国山”“圣山”的泰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拥有以中国四大古建筑群之一的岱庙为代表的厚重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地名文化景观类型多样（图1（d））。区域总面积1254.06平方千米，辖11个镇、7个街道，2020年总人口1,475,132人（图1（e））。
2.2.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的地名数据，基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山东省地名录·泰安市》的地名记录，利用百度地图、天地图等网络开放地图软件坐标查询功能采集坐标，参考《山东省新编地方志目录》及百度百科等资料整理地名特征，共获取1008处地名数据。泰安市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
2.3.研究方法
研究中，结合地形、高程及地名志、互联网资料，分析得到地名命名的原因；利用Excel进行分类整理，通过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类统计。将分类地名数据导入ArcGIS，利用核密度分析的空间平滑方法，得到各类型地名的核密度分布图，分析各类型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结合文献对地名的记录和调查资料，分析不同类型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形成原因。
2.3.1.核密度分析法
基于GIS分析地名点的核密度及空间特征时，使用核函数根据点要素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以将各个地名点拟合为光滑锥状表面。根据落入每个单元邻域内的点要素计算单位面积的量级，用于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周围点要素的密度。计算时仅考虑落入邻域范围的点。假设没有点落入特定像元的邻域范围，则为该像元分配Nodata。每个栅格像元中心的周围都定义了一个领域，将领域内点的数量相加后除以领域面积，得到点要素的密度。
2.3.2.叠置分析法
分析地名受地形地貌、水文等因素影响时，在矢量图基础上，运用GIS软件进行地名要素点与相关图层叠加分析。即把同一地理区域内多个相互区别的要素做集合运算，形成一个合并有不同地理指标的新图层，进而分析空间中多个目标间的关系。
2.3.3.缓冲区分析法
对人口密度等影响因素，采用缓冲区方法分析。以点、线、面实体为基础，自动建立要素周围一定宽度范围的缓冲区多边形图层，进而分析人口密度等因素对地名分布的影响。
泰安市地名分类统计
3.1 泰安市地名分类
受到地理、历史、文化及政治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泰安市市辖区的地名类型多样。根据传统地名学的“音”“形”“意”“位”“类”特征，将1008个地名划分为自然景观类地名与人文景观类地名2个一级类。其中，自然景观类地名细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动植物、方位与天体共4个二级类；人文景观类细分为祈福纪念与宗教信仰、建筑与交通及军事、姓氏、生产生活与水利、数字与谐音共5个二级类。分析发现泰安市市辖区大多数地名属于复合类型，如焦北村、焦南村，属于人文类的姓氏与自然类的方位结合而成的复合类型。其形成源于焦氏聚居以姓氏命名，但经过多年发展，家族壮大后根据方位划分为南、北村。因此，对于多来源的复合类地名，根据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进行主、从关系分类，主要类型根据主要原因划分，在此基础上根据次要原因划分从属类型。
3.2 泰安市地名用字统计特征
泰安市市辖区地名用字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在1008个地名中，自然景观类地名共有328处，占地名总量的32.54%；人文景观类地名共有680处，占地名总量的67.46%。
自然景观类的各二级类中，地形地貌类所占比重最大，共168处，占研究区地名总数的16.67%，其中含“峪”“山”的地名分别出现39次、32次，占比最多；水文类地名次之，有91处，占地名总数的9.03%，其中含“河”“泉”的地名出现最多，分别出现35次和19次；动植物类地名有36处，占地名总数的3.57%，植物类多于动物类；方位与天体类地名有33处，占地名总数的3.28%。人文景观类的各二级类中，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共328处，占地名总数的32.54%，其中“王”“张”出现最多，分别为20次和14次；其次为祈福纪念与宗教信仰类地名，有157处，占地名总数的15.58%，其中含“官庄”的地名出现最多，有18处；建筑物与交通及军事类地名有81处，占地名总数的8.04%；生产生活与水利类地名64处，占地名总数的6.35%；数字与谐音类地名有44处，占地名总数的4.36%。
泰安市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及成因分析
起初地名的命名大多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尤其是以山河等自然景观的命名方式较为普遍。而后随着人类活动的演变，人们对自然环境进行不断地改造和利用，人文景观类命名也变得越来越多。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很难发生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与人类活动结合之后，也出现了大批复合类地名。
4.1 自然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泰安市市辖区自然地理特征鲜明，自然景观类地名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由统计可知研究区地名显著受到当地的以泰山、徂徕山和大汶河为主体框架的地形地貌、水文及其上生长的动植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方位等自然特征的影响。这表明自然环境在泰安地名景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地名景观成为当地人们对区域自然环境的记录和表达。
4.1.1 地形地貌类地名
研究区北部有泰山，向西连续绵延，东侧有徂徕山，以大汶河为主体的水系从中穿过，地势总体北高南低，东西高中间低。在地形地貌的显著空间分异影响下，地名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特征。区内地质构造主要为断裂构造，其中两组断裂最为发育，即北东东向与北北西向。北东东向（泰山式）断裂由北向南依次为泰山断裂、结庄断裂（隐伏）；北北西向（大义山式）断裂由东向西顺序为岱道庵断裂、泮河断裂等。因此研究区内多出现以山、谷、崖、岭命名的地名，例如丰山村、石崖村等。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形地貌类地名的成因，将此类地名与研究区坡度（图1（b））变化结合分析。结果表明（图2（a）），随着坡度的增加，“峪”“山”“崖”等表示地势险峻的地名用字数量逐渐增加，“洼”“沟”“埠”等表示地势低平的地名用字比例逐渐减少。其中，“峪”指山谷，例如花果峪村、角峪村；“岭”指高大的山脉，例如黄草岭村、横岭村；“埠”指小土山、小山丘，例如小埠前村、埠上村等。
4.1.2 水文类地名
水文类地名使用字频次较多的依次是河、泉、沟，如沙河村、水泉村、魏家沟头村。水文地名核密度呈带状分布特征，其分布与大汶河、泮河、天平湖及其支流水系的空间分布十分吻合（图2（b）、图1（c））。这也符合自古以来人类活动依水而居的规律。“沟”是水流通过之处，“泉”则指地下涌出的水即水源，又引申为地下水，“湾”指河水弯曲处，在泰安市辖区，含有这些词汇的地名分布均符合该特征。
4.1.3 动植物类地名
研究区内与动植物有关的地名共有36个，主要分布于海拔较高的区域（图2（c））。使用字频次较多的依次是林、松、马，如大林村、古松园、马套村等。其中，动物类地名有8个，占研究区地名的0.79%。含有家养家禽、牲畜类如马、牛、鱼的地名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反映出人类生产生活和农耕文明的印记，而且其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坡度较缓区域。而鹿等野生动物相关的地名反映出自然及野生动物聚集及受人为影响较小的状况。植物类地名有28个，占研究区地名的2.78%。植物类地名主要有温带常见大陆性气候常见草本植物兰、乔木松柏等组成，如柏子村、大小兰沃村。
4.1.4 方位与天体类地名
方位与天体类地名使用字频次较多的依次是北、东、西，如北庄村、东庄村、西庄村等。古人习惯称水的南面为阴、水北为阳，山之北为阴、山南为阳；称山、河之东为左，之西为右；高为上，低为下。研究区内地势东西高、中间低。人类习惯采用在高处向低处观察的方式，故东、西向在地名上出现较多，如东掌村、东隅村；西隅村、西对旧村等。北面为泰山，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故采用也较多，如延北村、北庄村。天体类地名则展示泰山风水宝地的特征，并与朝向相结合，如向阳村、祝阳村。方位与天体类地名分布特征也较为鲜明，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呈团状及点状零星分布（图2（d））。
4.2 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人文景观类地名更多地反映在特定时空下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改造利用产生的可以感知的独特文化景象，故区域人口越集中，地名文化景观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越强烈。泰安市是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特征的区域，地名的来源和命名形式体现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
4.2.1 姓氏类地名
姓氏类地名使用字频次较多的依次是李、曹、郭、刘等，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呈团状、带状分布（图2（e））。中部为泰山山前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十分有利于早期人类定居。西部、南部为“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自古文明膏腴地，齐鲁必争汶阳田”所在地，农业发展早、水平高，成为农业社会时期的主要聚居地。在传统农耕社会，同宗姓氏的聚集形成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反映着该姓氏本是此地最早的原住民或名门望族。此外，还有像“颜张村”等两种姓氏组合的村名，反映了历史上人口迁移和文化包容，形成一村两姓乃至多姓聚居共存现象；也有部分村落人口扩张后，根据地理方位划分为两个及以上“行政村”或“自然村”，与方位词“东西南北中”结合的复合类型，如羊西村、羊东村、东牛中村、中淳于村等。
4.2.2 祈福与纪念类地名
祈福与纪念类地名与当地历史典故、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景等联系密切，研究区内出现频次较高的字词是龙、兴等字词，如兴龙庄村、龙门村。人口密度对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影响十分明显（图1（e）），泰安祈福与纪念类地名核密度分布呈现集中于中部的特点（图2（f））。
祈福类最具特色的是泰山的封禅，在泰山周边地名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如过驾院、送驾村、卫驾村以及凤凰村、石龙头村、五大夫松、良甫等。在人口集中地区，人们在特定时期为居住地取名时会反映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愿景，如太平村、永宁村等。此外，研究区内有以官庄、留送等字词的纪念性地名，大多是历朝历代的遗留。以“官庄”命名有两个原因，一是村里出了大官，改村名为“官庄”以示彰扬；二是耕种官府的田地而得名“官庄”，两种情况在泰安均比较普遍。有的村以“留送”命名，历史记载，宋朝时有外来强盗，时时劫掠路过的外乡人；本村好心人为保护过路人，让他们晚上“留”住本村，天亮再将过路人安全“送”走，久之“留送”成为村名。
宗教信仰类地名如仰圣街、壶天阁（取自道家以壶天为仙境之意）、斗母宫（斗母元君，简称斗母，是道教崇拜的女神）、罗汉崖（佛教）等地名，反映了宗教信仰与多种文化在泰安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4.2.3 建筑物与交通及军事类地名
建筑物与交通类地名使用字频次较多的是街、门、楼、桥等。该类地名主要分布于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人类活动频繁，各类功能的永久性建筑较多，如洼子街、石楼村、桥沟村等（图2（g））。而在泰山东西两侧及徂徕山山区，地形起伏大，建筑物与交通道路修筑难度高，人口密度较低，建筑物和交通类地名明显较少。
军事类地名使用较多的是关、营。泰山地区原为齐鲁两国交界地区，“关”字地名分布于当时的边界地区如南阳关、北阳关等，以及泰安城的城门附近如南关、北关等；“营”指军队驻扎的地方，也有借指集体生活的地方，如前营村、后营村等。
4.2.4 生产生活及水利类地名
生产生活类地名用字频次较多的是店、城、园等，此类地名集中度高的区域较为分散，同时与人口密度图的分布特征相关性较低（图2（h））。其中，“店”为售卖货品的铺子，如“篦子店村”源于当地生产产品，但这种以生产物命名的村落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变化。研究区内还有汶阳城遗址、西住遗址、鲁东冶铁遗址为村名所沿用。水利类地名也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用字以灌、井等为主，如灌庄村、五里井村等，多分布于河流、水库、灌渠及打井困难（因而井能成为村名）的区域。
4.2.5 数字与谐音类地名
这两类地名分布较为零散（图2（i））。数字类地名使用较多的字词是三、八、二，如三合村、二起楼村、八里庄村等，一般使用是为了便于记忆和区分。谐音类地名大多来源于传说纪念以及读音演变，是时间演变发展的产物。谐音类地名使用较多的字词是良、梭、台。如良庄村的“良”与“粮”谐音，同时表示对村庄粮食充足的美好愿望；梭西村，“梭”通苏，明末清初原名“大苏庄”，民国初年演变为“大梭庄”；台头村，“台”通抬，明朝万历年间立村，因村南有凤凰岭，出门抬头可望凤凰岭，借抬之音，名台头。
结论
本文基于数理统计方法和GIS技术，从文化景观的视角分析了泰安市市辖区地名文化景观的不同类型特征、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得到如下结论。
1）泰安市市辖区地名文化景观以人文景观类为主导类型，占地名总量的67.46%地形特征，自然景观类占地名总量的32.54%，二级类中姓氏类占比重最大（32.54%），其次是地形地貌类（16.67%）、祈福与纪念类（15.58%），这反映了泰安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对地名形成变迁的影响远大于自然地理因素。
2）自然景观类地名反映出了泰安市辖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其空间分布和命名，地形地貌类、水文类与泰山、徂徕山和大汶河为主体框架的地形地貌、水文空间分布有显著关联，动植物类与泰安气候地理相应的植被及动物相符合，方位、天体类反映出地势走向及其与天体、天文现象的关系。
3）人文景观类地名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有直接联系。其空间分布和命名，姓氏类与人口密度分布关系最密切、并受自然条件影响，祈福与纪念类呈现与人口密度、姓氏较多的相关性，宗教信仰类深受泰山封禅文化、宗教信仰及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影响，建筑物与交通类反映了建筑、交通与自然环境的综合影响，军事类则反映了古代边界及城市军事防御特征，生活生产及水利类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类型及其变化，数字类反映便于记忆和区分的特点，谐音类则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地名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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