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会稽徐氏致力于文化事业，在当地颇为有名。
徐树兰一手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绍兴一中前身，又是古越藏书楼（绍兴图书馆前身）楼主，其弟徐友兰在经商之余，于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了书坊墨润堂，彼时堪称绍兴书坊之翘楚。
清末著名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曾用名汉思，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是绍兴会稽陶堰西上塘人，他在东湖通艺学堂任教之余，便常常去墨润堂看书。1912年1月14日，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遇刺，不幸身亡。随后，孙中山唁电缉凶。
蔡元培在任职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时，也曾前往墨润堂购买书籍，如叶氏天文、地理、植物三歌略，《西学启蒙》《蒙学报》《英文初范》，以及体操书等等。
鲁迅先生返回绍兴时，曾两次特意前往墨润堂购书。
创办墨润堂的徐友兰有两个儿子，长子徐维则，次子徐滋霖。徐友兰、徐维则父子在中国藏书、刻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徐维则，在图书编目、金石收集、编著史志等方面均用功颇深，有其独到的研究之处，如《会稽徐氏铸学斋丛书》 （13种）、《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 （17种）等。
徐维则（1867-1919，字仲咫），清光绪十五年 （1889年）中举，曾任江西候补知县，藏书甚富，后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维新运动期间，徐维则辑录了二卷本的《东西学书录》一书，该书为石印本，于光绪25年（1899年）刊印发行，目前国家图书馆收有藏本。1902年徐维则与顾燮光又补阙300余种，出版《增版东西学书录》。
翻开《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目录”，可以清晰地看到“卷上”涵盖了天学、地学、地志学、兵学、农学、工学、商学、法律学、交涉学等内容；而“卷下”则涉及史学、算学、国学、矿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重学、汽学、医学等等。
注意，这些都是徐维则辑录的资料，其资料来源广泛，包括《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的西人译著等等。
根据《东西学书录》“卷下，电学，三十六”记载：
“雍正七年（1729年），英人察知电理，则行电禁电之法始出矣。”
把发现电学原理的桂冠戴在了英国人头上，至于是哪个英国人，却是不知，这让现行西史中的发明莱顿瓶的荷兰人、发明伏打电堆的意大利人伏特情何以堪？
接下来这一段记载更有意思，直接揭穿了富兰克林等人小说故事的老底。
“厥后研求愈精，不少专门名家之士，分玻璃电气与松香电气者，有若法（国）之费士用风筝引电者，有若尼腊之罗麻司得云际引电之法者，有若美（国）之富兰（克）林创电堆电池之法者，有若德之佛兰塔，其能著书造器，发明新理者，不能缕述。”
什么？不是说富兰克林用风筝引电吗？怎么1899年时，故事的主角不是他，而是一个叫“费士”的法国人？原来，富兰克林没有用风筝引过电？
西方叙事中，花旗国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年1月17日－1790年4月17日）于1752年10月19日在自己创办的出版物《宾夕法尼亚公报》上发表了一个“风筝引电”的实验声明。
据说，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之时，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站在一间小棚子里放风筝。他用一把金属钥匙充当电极，挂于风筝之上，而风筝的尾巴则由麻绳制成，富兰克林手握丝绸制成的风筝线，在风雨中静待时机。
麻绳因被雨水浸湿并传导电荷，而富兰克林手上的线被丝绸遮盖住了而没有导电。
天空电闪雷鸣，当闪电击中金属钥匙时，富兰克林观察到麻绳竖立起来，因为麻绳周围开始积聚周围空气中的电荷。此时，富兰克林用手指靠近金属钥匙，立即跳出了一个小小的火花，因此“发现”了电，并证明雷电之电与发电机之电完全相同。
如果富兰克林没有用风筝引过电，那1899年记载的富兰克林在干嘛？
在1899年成书的《东西学书录》中，在徐维则引述辑录的西方资料中，花旗国人富兰克林居然发明创造了“电堆电池”……
这个富兰克林不得了，居然把伏特头上发明伏打电堆的“王冠”抢走了。
混乱吗？
为了抢夺中国各项科学成就的发明权，西方各路势力皆赤膊下场，你争我夺，由此未能统一口径，产生了矛盾。
从《东西学书录》“卷下，电学，三十六”的有关内容中，还可以发现一点，原来，最初对电的认识，从产生方式来看，是分为磁电、干电、湿电的，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
“所谓磁电者，即磁石引针，同类有相感之理焉。法以輭（软）铁条与磁石相切……
所谓乾（干）电者，以二物磨（摩）擦而生焉。因琥珀吸芥、玻璃吸纸之理推之，乃试推引定正负（原来电分正负是这么来的，与富兰克林无关。现行西史称富兰克林确定了正电荷、负电荷），测传阻，验收放，相磨相击而乾（干）电生。
……
所谓湿电者，乃金类感化而成（即金属化学反应产生），如以异类二金片，如锌与铜，浸淡硫强水中，即成湿电。”
从电最初产生的三种方法来看，明末清初时，中国人率先认识电、研究电，一点儿也不稀奇。否则，就不会在康熙年间就出现电话（顺风耳、德律风），也不会有后来1851年左右《博物通书》和《博物通编》记载的那些内容与知识了。
而且，西人在电磁学上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存在大量不合理的地方，往往还自相矛盾，否定了一个又一个现行西史中的发明者，既然不是西方发明的，那些“口译”书籍中又处处充斥着中国元素、还是用中文写成的电的部首是什么，这不正说明这些发明创造来源于中国吗？
再来看看有人觉得很神秘、可称之为高科技的电报机的原理。
也许，看完这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能率先发明电报机了，——因为在认识电的基础上，其原理真的很简单。
1899年《东西学书录》“卷下，电学，三十七”记载：
“其用之于通信者，曰电报。其法用木盘一，装指南针，先用二铜丝，一通阴电，一通阳电，俾（bǐ，使）阴阳二电线交接于木盘之指南针。电到，则针瑟瑟移动。传报时，两处各置一盘，以为发接，盘面各书号码，送报者摇针指码，而此感彼应。万里若比邻矣。其讬（托）线之瓶，必以磁罐，盖金铁引电，而磁器隔电。此电报之用也。”
倘若你觉得这个原理阐述得还不够清晰，尚不能完全理解的话，再来看看1903年成书的《西学关键》“卷六，磁电学，二十九”中有关电报原理的解释：
问：电报之大㫖（旨）何在？
答：使有甲乙二电局于此，甲局通电于线，直达乙局之电磁针，立即吸在近之软铁，迨甲局之电一止（一旦停止），软铁仍回原处，则软铁一近一远而动矣。若甲局之电屡至屡息，则软铁屡动。以动之数代西字或华文，以动之数代‘码数’，既得码数，可检其字于电报字录，便知所报为何事，此电报之大略也。
瞧，这样一说，是不是更加清晰了？原理是不是非常简单？
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在了解电学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个原理很难吗？一点儿也不难，因为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发生的。看看玻璃电、松香电（玻璃与松香都是中国常见的东西），看看阴电、阳电的定义，看看最初东西方对“电”的原理解释——“电气”（与磁气同，从人体之气概念引申而来），看看电报机最初需要使用的指南针，哪一样与中国没有关系？
再看看1903年记述的西方电报机。
《西学关键》“卷六，磁电学，二十九”：
问：电报之机何如？
答：西人创电报之机业有多种，初制针盘，如钟面，以二十五字母书盘上，软铁推针旋转，以指某某等字，其法不甚灵，故今不用。又有用二十五铅字母者，亦觉重笨，现在用白纸绕于轮轴，电针触纸上，计其点数，便知所代为何字或代码数几何。近有人能于纸上绘花卉人形，唯不甚精美，倘日后得写字之法，则报事尤易矣。
两相对比，便可发现，原来中国发明的电报之法，因为汉字有偏旁部首，组合起来十分容易，传递信息比较通畅。西人学习此法，却不料碰到了困难。他们先是把25个字母也像汉字那样书写在指南针的盘面上，通电后以软铁推动指针转动，以指某某字母，结果，此法不甚灵，只能弃之不用。改成25个铅字母来试，也不太过重笨，估计推动指针有些费力，还挺缓慢，效率不高。最后，无奈之下，才想到了以电针触白纸，计其点数的法子。
而且，注意到了吗？
在1903年时，西文连26个字母都没凑齐，还只有25个。
所以，西史叙事的那些古书，只要能在书中发现26个字母齐备的，一定是晚于1903年编造的，而不是几百年前的古物。
《西学关键》这本号称翻译自西方、出自英国人勃利物（从未来过中国）之手的书，到处充斥着中国独有的元素，例如，欧洲不产竹子，欧洲没有笙、没有箫、也没有瑟这些乐器。
你说奇怪不奇怪？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领略一下清人徐维则辑录的大作。
《东西学书录》“卷下，光学总叙”中，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记载：
“按之中国载籍，源流于墨氏经说下，云临鑑（镜子）立景，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被上光，故成景于下。即窪（低凹）镜之理也。”
这段话，其实说的就是小孔成像原理，光沿着直线传播，当光从小孔进入，上面光会照到下面，下面的光会照到上面，左面的光照到右面，右面的光照到左面，因此图像是倒立的。这也是中国的光学起源。
论及西方光学，徐维则收集的资料如是记述：
“自西人竭力殚精，阐明奥旨，于是究极光面之旋度者，有如毕亚用光色分原之法者，有如各出弗算光行速率者……”
此处提及的“毕亚”使用光色分原之法，应为使用此法第一人，皆为光之三原色（红、绿、蓝）的发现者。可是，这个毕亚是谁，完全不清楚，因为查不到相关任何资料。
若按现行西史叙事，光的三原色（红、绿、蓝）发现源于牛顿的光谱实验。牛顿才是光之三原色的第一发现者。
1666年，牛顿第一次用三棱镜把太阳可见光分解成了七色光，依次为红、橙、黄、绿、青、蓝、紫。然后，牛顿继续试验再行研究，发现七种色光中有三种色光不可分解，分别是红、绿、蓝三种光，而其它四种颜色，都可以通过红、绿、蓝这三种色光组合而形成。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三种原色光，进行不同色相、明度、纯度的组合，获得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因此伟大的牛顿成为色彩学的奠基人。
若按花旗国传教士丁匙良1883年成书的《西学考略》“卷下，五十七”记载，三光之原是法国人拉布拉瑟于乾嘉年间，即乾隆和嘉庆时期（1795-1799年）发现的。
也许，这个拉布拉瑟，就是法国那个著名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1749年3月23日－1827年3月5日）。
怀着对拉布拉瑟的好奇，笔者终于在清人黄钟骏父子所撰《畴人传四编》“卷十，一二六”中找到了一个名叫“拉白拉瑟”的人。这个“拉白拉瑟”恰好是法兰西人，由此可见，大概率就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拉普拉斯。
《畴人传四编》中有关拉普拉斯的记载，资料来源于墨海书馆编辑王韬所著的《西国天学源流》与《西学原始考》以及《谈天》。而彼时的王韬正在为西方传教士麦都思、伟烈亚力等人效力。
通观书中拉普拉斯的记载，有提及他发现光之三原色了吗？
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由此可见，光之三原色的发现者，既不是牛顿、也不是拉普拉斯，更不是一个只有名、没有姓，还查不到任何生平记录、凭空冒出来的“毕亚”所发现的。是的，不是西方人发现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中国人发现的。
此外，笔者在研读《畴人传四编》“卷十，一一五、一一六”之“勒墨尔”时，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嗹（lián）国人“勒墨尔”就是《西学关键》中的“雷梅尔”、《西学略述》中记述的丹国人“罗美耳”，清代称丹麦为嗹（lián）国，因此他应该就是丹麦科学家奥勒·罗默（Ole Rømer，1644年9月25日－1710年9月19日）。
由是，关于光速的测定，我们得到了四个有关丹麦科学家罗默测定光速的不同版本。为了将问题彻底搞清楚，请允许笔者啰嗦一下，将此前整理的资料一并列出，以便分析。
第一个版本
《西学略述》“卷七，光学，七十六”如是记载：
“丹国人罗美耳，查得光每分时行三千万里（居然是中国的度量衡——里），是日光下射八分时，即至此地球面上。”
此处的丹国，应指丹麦。光每分钟行三千万里，即每分钟行1500万公里，换算过来便是光速为每秒25万公里。
很诡异，测出的光速竟然是个整数。
第二个版本
《西学关键》卷五，光学三：
问：光行迟速何如？
答：光行奇速，一千七百五十五年（1755年），学士雷梅尔计一秒钟光行三十万八千零四法，约周地球八次。近有二学士，一名裴邵，一名哥尔呶，殚精推算与雷说（雷梅尔之说）稍殊，然亦不甚悬。
第三个版本
西史叙事中，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默（Ole Rømer，1644年9月25日－1710年9月19日），于1676年测得光速为每秒22万公里。为了让故事更加逼真，所以西史声称，罗默那时在巴黎天文台供职。
实际上，巴黎天文台1667年始建，1671年才完工，此后在大约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没有相关的天文仪器和设备、没有什么专业人手，只是空有一个壳罢了。
至于罗默是如何详细计算出光速的，多年来一直都是个谜。
“罗默估计，传播等同于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直径的距离，光波需要大约22分钟时间，这大约等于220,000公里每秒，比实际数值低了26%。这可能是因为木星的轨道根数的错误所造成的误差，使得罗默认为木星比实际更接近太阳。罗默怎样计算出这数值，详尽细节可惜已不存在。”
经过比较得知，以上三个不同版本的罗默测得的光速，分别是每秒25万公里、每秒三十万八千零四、每秒22万公里。并且，现行西史中罗默测定光速的时间是1676年，《西学关键》中的学士“雷梅尔”测定光速发生在1755年，二者相差了整整79年。
此外，《西学略述》“卷七，光学，七十六”一面声称光速为每秒25万公里，一面却又说太阳光只需八分钟即可抵达地球，这里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地球距离太阳大约为一亿五千万公里，若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则阳光抵达地球所需时间为500秒，即约为8.3分钟；可如果光速为每秒25万公里，则阳光抵达地球所需时间为600秒，即为10分钟。
显然，传教士编撰故事时，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本不知道光速是怎么计算得出的。
其实，笔者也十分好奇，这光速究竟是如何测量得出的呢？
有人可能会说伽利略测定光速的方法，但实际上那并不靠谱。
且来看看第四个版本的罗默。
第四个版本
《畴人传四编》“卷十，一一五、一一六”中记载的“勒墨尔”。
这个嗹（lián）国人“勒墨尔”是如何测定光速的呢？
清人黄钟骏父子把这个测量方法辑录保存了下来，让后人得窥一貌：
“勒墨尔，嗹（lián）国人，造器测星，过经度。康熙十四年（1675年），测定光行率光行一事。因久测木星之月，始知之。盖推定木星月食，初亏复光，与实测之时恒不合，或迟数分，或早数分，求其故。则因地本体相距远近而生，远则迟，近则早。因此悟光行之理焉。盖地（球）轨道有时距木（星）远，有时距木（星）近，其径为五亿五万五千万里，设光非行，则在远点与近点所见无时差。而勒墨尔测得远近二点之时，差十一分，后精测得十四分。今测器更精，得十六分又四分分之一，準（准，依据）此即知光行速率。历一分约行三千三百八十五万里，一秒约行五十六万四千余里。历时八分秒之一，可绕地球一周。
自太阳至最远行星，约行二点钟；而至最近定星，需历时五年。又光行速于礮（炮）弹一百五十万倍，而不能测其有力否。（资料出处：西国天学源流）”
原来，通过长期观测木星月食就会发现其理论计算的时间与实测时间之间“恒久不合”，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故而明白光行之理、光有一定的速度。而测量时，已知地木轨道“其径为五亿五万五千万里”，可根据地球与木星之间最近点、最远点的距离以及相差的时间来计算光速。
也就是说，需要精确的计时器，再通过长期观察累积的地木轨道数据，有了距离S，有了时间t，自然可以求出速度v。
那么，第四个版本的罗默有这个条件进行长期观测吗？能做到这一点吗？
答案是：不能。
因为巴黎天文台1671年才刚刚建成，建成后大约一二十年内都只是一个没什么天文观测仪器的空壳，基本处于闲置状态，罗默于1675年根本不具备观测条件。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木星月食（木月掩食）既需要长期观测，还需要精确的计时器——精确到秒的计时器。彼时的巴黎天文台一样都不具备。
而且，四个版本的罗默彼此矛盾，不仅测定的光速数值不一，就连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差了79年。由此可见，罗默只是个托名的虚构人物，不足为凭。
《畴人传四编》所记录的上述方法源自墨海书馆王韬，而王韬并非天文学家，其记录应是从华夏原有的天文典籍中摘录出来、再按照麦都思、伟烈亚力等传教士的授意托名给西人的电的部首是什么，既然华夏天文典籍中原本就有这样的观测方式，通过几千年的观测早已累积了相关地木轨道数据，又有精确的计时器，所有条件全部具备，由此可以推定一个结论：
全球最早测定光速之人，实为中国人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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