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网络图片）
2014年3月26日，人民网发了一条微博称：【历史上的今天】林语堂逝世，说林语堂从小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终身与二者打交道,或学,或教,或比较,或偏爱,或回望,须臾不曾放下,直到1976年3月26日病逝于香港。
我看了很有感触。这虽然只是网站的一条不大引人注意的微博，但也明确表示对林语堂这一历史文化人物的正式评价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而且可以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界的态度。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当时出现的像林语堂这样一些新文化人物，现在能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很大进步。此前，我们臧否当时的新文化人物往往有失偏颇颇，除了鲁迅被大树特树之外，其他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等的文化建树都很少见诸文学史详细介绍，更多的只是当做资产阶级的、帮闲、甚至反动文人加以批判。
就拿林语堂来说，我们过去很少知道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也很少读过他的文学作品和杂文，只知道他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里搞什么“性灵”和“幽默”，和鲁迅很过不去，还投好国民党政府。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讨论，现在我们才知道，林语堂乃是和鲁迅并驾齐驱的新文化干将，他不仅有很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对英语和西方文化造诣很深，对现代白话文的研究推广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于1940年、1950年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首创了汉字笔划、笔顺、汉字偏旁部首的概念，进而开辟了以笔划、笔顺、偏旁部首为依据对汉字进行拆分、解构、归类的全新理念，参与创造出曾被定为国家正式推行注音方案的“国语罗马字”汉字注音方法。他甚至还破天荒地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因此，林语堂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著名文化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在新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实在不能抹杀，他在文化史上地位理应得到更正。
除了林语堂之外，这些年来，我们对胡适、包括周作人等其他新文化人物也都做了比较客观的介绍评价，纠正了过去对他们的偏见和不实之词，肯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建树和贡献。作为文学史、文化史，对这些新文化人物重新进行研究评价是很必要的，完全应该的。这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客观定位，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正确传承。
但是在臧否新文化人物的舆论中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我认为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公正的现象。
一是在纠正过去的偏颇时又出现另一种偏颇，那就是对凡是过去批判的人物都大加赞扬甚至吹捧，对过去褒扬的人物都反过来加以贬责甚至谩骂。乃至于出现这样一种舆论倾向，胡适、林语堂等都伟大得不得了，而鲁迅则问题多多，甚至还不如他那个当了汉奸的弟弟。
我认为这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翻烧饼，也不是臧否人物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反而说明我们许多人的思想感情仍然被偏见支配着。臧否历史人物，政治评价是应该存在的，但或左或右各执偏见就难免有失公允。而以偏概全、否定其文化学术成就就更不对了。政治观念的偏激、思想方法的片面绝对化，在评价历史和臧否人物中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另一种不公正的现象，是对文化人在某种特别历史时期的表现过于苛求。比如对郭沫若，他也是一位新文化人物，在新诗、历史，考古等文化领域都建树颇多，但由于他晚年未能保持士节，现在被人骂得一塌糊涂。
郭沫若晚年的一些表现固然很糟糕，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在新文化上的成就。周作人当了汉奸，我们现在还承认他的小品散文写得好，难道郭沫若连汉奸都不如吗？我主张对文化人物的表现，甚至包括在漫长封建专制下的表现，我们都得从历史的客观情况出发，更多采取悲悯的态度。老实说，在那种情况下能实行孟夫子的“三不”当然值得表彰，但能要求大家都挺着脖子砍脑袋吗？如果一味苛求，那么可以说，自秦皇以后，中国少有节士；元代清朝，中国多是汉奸！我们能这样苛责郭沫若吗、我们能这样臧否文化人吗？
最后我还想总结一下，现在我们之所以能比较正确的评价林语堂、正确的臧否新文化人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很大进步，是文化界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应该高度肯定这个历史进步，保持这种进步的态势。这也是我看到人民网发了关于林语堂的微博感到特别欣慰的原因，是以此文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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