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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杜牧的咏史诗向来独树一帜，在其豪迈俊爽的诗风下，我们总能看到他的另辟蹊径与掩映之美。不过，或许是因为杜牧善于采用翻案的手段标新立异，又或许是因为他对女性人物多有关注，以至于读者总能从他的诗中找到许多好嗑的“爱情”故事。
如果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述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那么“春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则让曹操与江东二乔一度生出了“绯闻”。而他的另一首著名诗作《金谷园》中所描写的“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晋“首富”石崇与其婢女绿珠悲壮“爱情”故事的传播……
影视剧中的绿珠。来源/电视剧《绿珠楼》截图
首富蒙难，婢女殉情
石崇，字季伦，西晋大司马石苞之子。少时以门荫入仕，因参与灭吴之战有功，获封安阳乡侯，后累迁至荆州刺史、卫尉等职。而石崇广为后人熟知，更多是因为他兼有文学家、“首富”与“情种”这几层身份。他在“太康文学”占有一席之地，其代表作《金谷诗序》曾轰动一时，就连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也或多或少受此影响，中国古典园林从此有了“南兰亭，北金谷”的说法。另外就是他与王恺的斗富事件，一度成为古代奢侈消费的经典案例。
关于石崇巨额财富的来源，一般认为他出任荆州刺史期间，“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通过强盗手段攫取了巨额之财。但根据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引《初学记》卷18、《艺文类聚》卷21、《太平御览》卷417等史料所载，石崇则“少多意智，敏捷有计略”，擅长“百道营生”，他自己的庄园金谷园，被经营得风生水起，时人谓其“冠绝时辈”。又据（汤球辑）东晋王隐《晋书》，其父石苞临终前对他的评价：“此儿虽小，后自能得财。”也被唐代房玄龄等保留在官修正史《晋书》之中。由此可见，石崇不仅心狠手辣，敢于打家劫舍；同时也是一位左右逢源、经商有道的大庄园主。试问，这样的人会因为一个婢女得罪当朝权贵吗？
从正史记载看，似乎是这样的。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有一美妓，名为绿珠，不仅姿色美艳，还擅长吹笛。赵王司马伦得势，其亲信孙秀垂涎绿珠美貌，便派人向石崇索要。石崇一开始不想得罪这个佞臣，便叫出数十名婢女任由使者挑选，可当他得知孙秀非绿珠不要时，便勃然大怒赶走了使者。孙秀怀恨在心，便劝说司马伦除掉石崇及其外甥欧阳建。不久后，当石崇看到前来捉拿自己的士兵时，对着绿珠说道：“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言罢，便从楼上一跃而下，自殉当场，而石崇一家随即被杀害。昔日最为繁盛、热闹的金谷园，从此沦为一片荒芜、凄凉之地。
绿珠画像，（明）佚名《千秋绝艳图》（局部）。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
绿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捍卫“爱情”不惜一死；而早已功成名就的石崇，也不惜舍弃毕生财富乃至生命庇护绿珠。如此悲壮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唐代文人的一致同情与称颂。除了杜牧外，有写石崇痴情的，如著名僧人寒山诗曰：“伸头临白刃，痴心为绿珠。”还有赞美绿珠刚烈的，如汪遵诗云：“从来几许如君貌，不肯如君坠玉楼。”
宋元之际，以绿珠为主角的话本、戏剧蔚为大观，如宋代乐史的传奇小说《绿珠传》、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绿珠坠楼记》以及其他同名话本等，皆对绿珠殉情一事进行再创造。这些作品在讴歌绿珠忠贞爱情的同时，也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明代冯梦龙还把绿珠的事迹收录在《情史》的“情贞类”中，足见世人眼中的绿珠南朝齐，早已成为“为爱殉情”的代名词。故每当有痴情男女遭遇重重阻碍，便免不了提及绿珠一事，令人闻之动容。
只可惜，人们常会自我感动。正如曹操与蔡文姬的“青梅竹马”，实则是后人的捕风捉影（详见：）。石崇与绿珠的确是主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远远够不到“爱情”的门槛。石崇遇害，非绿珠也，他就算没有绿珠，甚至交出绿珠给孙秀，也未必能躲过这场灾祸。
被冤杀的石崇与潘安
石崇遇害，似乎是因为他曾与潘岳（即潘安）密谋对付赵王司马伦。据《晋书·石崇传》记载，孙秀讨要绿珠未果，于是大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然而，在另一位关键人物——潘岳的传记中，却分明记载：石崇、潘岳密谋对付司马伦一事，其实为孙秀诬陷。
影视剧中的司马伦。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唐人所修《晋书》出现这种矛盾，并不奇怪。这部史书只是房玄龄主持修撰，由多人分工完成，一人只负责一部分。他们修史的资料来源也比较丰富，有臧容绪《晋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干宝《晋纪》、徐广《晋记》等，这些史料对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看法，也必然不尽相同。故修史之人在择取史料时，难免会出现说法不一的情况。那么，关于石崇、潘岳的遇害真相，哪种说法才更加可信呢？
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之父潘芘任琅琊内史时，出身寒门的孙秀为其小吏，因其为人卑鄙“狡黠”，引起潘岳反感。这个说法是比较公允的。
首先，潘岳自身门第也不太高，所以他对出身不是特别在意。在担任河阳令期间，潘岳还曾厚待过落魄士人公孙宏。而在赵王司马伦、王戎等人的传记中，孙秀却依旧是以“谄媚自达”“睚眦必报”的小人形象出现的。这便意味着，潘安与孙秀交恶，主要是因为后者品行不端，而孙秀日后会攀咬潘岳、石崇，也就不难理解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潘、石二人的“无辜”。
据《世说新语·仇隙》记载：“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此事亦见于《晋书·潘岳传》。潘安、石崇临刑前的对话，颇值得玩味。先被押送到菜市口的石崇，见到潘岳时竟十分诧异，遂问道：“潘兄，您也一起上路？”潘岳以前写过一首《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本意是说大家关系好，到老了还是朋友，没想到此时却在刑场相遇，共赴黄泉。想到这儿，潘岳回复石崇道：“这下可真的是‘白首同所归’了。”
从两人颇具“喜感”的对话中，不难看出，石崇事先并不了解潘岳也会被处决。倘若二人真的曾一同密谋除掉司马伦，那么他们对于失败的结局，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当石崇、潘安被收押后，他们必然很清楚：同为主谋的对方也难逃一劫。但从两人“俱不相知”且石崇的询问看，他们对彼此“落网”一事毫不知情，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潘岳、石崇遇害，乃是孙秀一手炮制的“冤案”。
外戚、世族VS宗室、寒门
孙秀一介小人，能得到司马伦的信任，并非没有原因。他这个人，确实有几分小聪明与眼力见。他之所以在此时选择诬陷潘岳、石崇与欧阳建，绝非一时意气，而是见机行事、见缝插针。《晋书·石崇传》所载，石崇、绿珠“殉情”一事前交代的背景，正是“破案”的关键所在：“及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显而易见，导致石崇、潘岳、欧阳建遭逢大难的直接原因，便是外戚贾谧的倒台。
贾谧是什么人呢？他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的外孙。初，魏帝曹髦被杀，直接策划人就是司马昭的亲信贾充。后者指使成济、成倅对曹髦痛下杀手，“刀出于背”，而后又将成氏兄弟当成“替罪羊”丢出去，以平息朝臣的怒火。就这样，替司马氏做了不少脏活儿的贾充从此平步青云，还顺利将女儿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炽。贾充另有一女，名唤贾午；上梁不正下梁歪，贾充人品败坏，贾午亦行为不检，贾谧正是她与韩寿私通（即典故“偷香窃玉”）诞下的。因贾充之子早夭，贾谧便被过继给外家，称贾姓。待贾充去世后，贾谧继承了家业与爵位（鲁郡公）。彼时，以“何不食肉糜”而出名的白痴皇帝司马炽虽已继承大统，却并无治理朝政的能力。再加上辅政大臣杨骏、司马亮无能，朝政大权就落入皇后贾南风与外戚贾谧手中，二人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并吸引了一大批公族子弟与中下层士族加入，由此诞生了赫赫有名的“鲁公二十四友”，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上表可见，依附在贾谧羽翼下这一帮文人，个个大有来头。如著名美男子潘安、大土豪石崇、以文才见长的江东“二陆”、凭借一篇《三都赋》造成“洛阳纸贵”的文学家左思、“闻鸡起舞”的刘琨、茶道大家杜育……若再从出身看，其中不仅有京兆杜氏、颍川陈氏、太原郭氏、清河崔氏、吴郡陆氏这样的公族子弟，还有魏晋两朝重臣（如杜袭、和洽、牵招、郭淮、王濬、石苞）的子孙后辈。
值得注意的是，世家大族与士大夫依附外戚而构成的政治集团，正是历史的重演。
两汉时期，外戚干政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人认为：这是皇帝对外戚的宠信造成的。实际上，除了何进等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外戚都出身于“势倾天下”的大族，如窦氏窦宪（汉和帝）、窦武（汉灵帝）、阎氏阎显（汉顺帝）、邓氏邓骘（汉安帝）、梁氏梁冀（汉桓帝）。即便是屠户出身的何进，也曾得到过袁绍、曹操等公族子弟的支持。汉魏以降，尽管曹操、曹丕曾有意识地择选卑贱女子为后，但司马氏战胜曹氏后，外戚干政的现象又再度死灰复燃。魏晋之际，门阀世族彻底崛起，同样为士族出身的贾充、贾谧，当仁不让以外戚身份把持了朝政，并得到了其他世族的拥戴。
面对这种情况，汉晋时期的皇室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两汉时，朝廷对宗室多有打压，以至于外戚—世族集团威胁到皇权时，皇帝只能提拔心腹宦官。东汉晚期的“党锢之祸”，就是为了在打压清流士大夫的同时，遏制外戚—世族集团的继续壮大。与此同时，朝廷还放开了对宗室一脉的限制，提拔了不少刘姓子孙入仕。只可惜，宗室一脉长期遭到侵犯，不仅实力弱小，也早就对皇室离心离德（详见：），故汉末尽管有刘虞、刘繇、刘焉等五大州牧割据一方，但他们仍无法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时隔数百年，历史再度重演。刘邦建立西汉时，为“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诸侯王，欲以藩王为辅；到晋武帝司马炎时，又“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后封了几十个同姓王，试图用藩王来制衡世家大族。但司马诸王的权力未必就很大，尽管他们都“以郡为国”，但“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导致其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在此情形之下，西晋宗室为了与外戚—世族集团抗衡，也吸纳了一些寒门、庶族为己所用，所以孙秀这样的小人，才能得到司马伦的器重。
司马炎的出发点虽好，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史学家祝总斌先生指出，“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司马衷无理政之能，而托孤大臣杨骏“素无美望”“愎谏自用”，司马炎用来制衡他的汝南王司马亮，不仅打仗方面是个庸才，为人还十分懦弱，任人摆布。这两位“大才”，很快被皇后贾南风轻松解决。然而，贾南风、贾谧的当政又引起宗室的强烈不满。“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司马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太子被废”为由，发动政变杀死贾谧，又矫诏赐死了贾后。
司马亮画像。来源/央视《百家讲坛》截图
所以说，孙秀挑选的时机非常巧妙。树倒猢狲散，贾谧一死，“二十四友”也没了栖息之地。当时，石崇、潘岳虽攀附贾谧，但更多表现在文学方面，因此两人罪不至死，一开始只免了官。眼见石崇失势，孙秀自然想踩着这位昔日的大富豪上位；谁知石崇虽然落魄，却仍有几分傲骨，不愿向其低头；联想到同样性格的潘岳，孙秀心中愈发嫉恨，便一手炮制了石崇、潘岳、欧阳建三人的冤案。原来，石崇的外甥欧阳健与司马伦素有旧怨；而潘岳、石崇又是“二十四友”中的领袖人物，这同样符合宗室欲打击外戚旧党的计划。
就这样，针对他们三人的冤案，顺理成章地被通过了。直到晋惠帝复位，石崇才被平反，得到了以九卿之礼的丧葬规格；其从孙石演，也被加封为乐陵公。这同样能证明石崇之无辜，倘若他真以谋逆大罪见诛，又岂能轻易被平反？
“爱情”从何处而起
既然石崇不是因绿珠而死，那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便有待商榷了。实际上，就算没有绿珠，石崇心里也明白，他不大有可能躲过这次灾祸。这固然是因为石崇在“二十四友”中地位颇高，也与石崇拥有的庞大财富撇不开关系。据《晋书·石崇传》记载：“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没了贾谧这个后台，石崇拥有的巨额财富，就成了他的取祸根源。
被捕时，石崇心里还松了口气道：“我不过是被流放到广州、交州罢了。”在他看来，既然家产被盯上了，大不了将其舍弃，换自己一条性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石崇之前认为他不会因为这场灾祸而丧命，可还是眼睁睁看着绿珠坠楼；甚至他先前所说的“我今为尔得罪”，也未尝不是在暗示绿珠自杀。试问，这样的石崇对绿珠有真情吗？
也许是有的，但他对绿珠的感情，远不如后人描绘得这般深厚。不难看出，石崇“逼死”绿珠，更多是为了掐断他与孙秀之间的矛盾，而后以全部身家换一个流放交、广的机会。因此，“石崇庇护绿珠”的说法颇站不住脚。既然如此，“绿珠为爱殉情”的说法又是不是真的呢？
恐怕也是未必。从《晋书·石崇传》中的描写看，唐人对绿珠充满同情，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绿珠为爱殉情”是唐（或南北朝）人刻意营造出的、更容易被世人接受的一种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绿珠在一众婢女中，的确十分特别且出众。南朝齐谢眺曾有诗云：“清吹要碧玉，调弦命绿珠。”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庾信亦云：“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
在南北朝文人的笔下，绿珠是精通琴艺的一代大家；非但如此，她的舞蹈造诣也十分之高。如南朝梁庾肩吾所描写的：“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绿珠擅长舞蹈一事，必然流传甚广，故《旧唐书·音乐志》中亦有记载：“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晋文王讳昭，故晋人谓之《明君》。”除此之外，关于绿珠善于吹笛的描写，也有不少。
绿珠画像。来源/《南陵无双谱》
但奇怪的是，唐人所撰《晋书》中，只保留了绿珠“善吹笛”，而删去了她擅长琴艺且能歌善舞的一面。这恐怕是因为：笛音凄楚哀怨，颇有悲凉之感，恰好符合绿珠坠楼而死的悲剧结局。由此可见，唐人在撰修《晋书》时，曾有意识地为绿珠的悲剧结局做出铺垫。
更巧合的是，“绿珠坠楼”这一情节首见于《晋书·石崇传》。谈及此事，此前史料中确有相关描述，如干宝《晋纪》、徐广《晋记》等史料，记载了孙秀向石崇索要绿珠未果，遂向司马伦进谗言以及石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供使者随意挑选等情节，与唐人所撰《晋书》无二。唯独石崇与绿珠的对话与绿珠坠楼这两处细节，无处循迹，似乎在唐代才被“发掘”出来编入史料。就连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中，也只简单提及了“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一事，而未见“绿珠坠楼”。
不妨大胆假设：尽管绿珠才貌双全，但毕竟贫贱出身，其下落与结局很难见于诸史书。反倒是在文人笔下，她的事迹才保留了极少部分；而正是因为南北朝以及唐代文人对绿珠的同情与重视，他们才更愿意看到一个完美形象的“绿珠”——她才貌双全，虽屈从于大富豪石崇南朝齐，却仍有贞烈之志……
与之相比，同时期的石崇，却从“时而拥有傲骨、时而又谄媚侍主的复杂文人”形象，逐渐转变成“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石崇“劝酒杀美人”与“水晶蹄（美人之足）汤”二事，描绘出他视人命为草芥的残忍一面。上文在探讨石崇巨额财富来源时，也证明唐人删除石崇“经商有道”的一面，只保留了他的强盗行为。
由此可见，石崇在当时的形象并不太好。可越是如此，就越能突出绿珠的不幸遭遇与其为爱殉情的难得之举。这种认识，应当起源于文人笔下的诗文及其他传奇小说，后经民间百姓认可与传颂，愈演愈烈，进而影响到史书的撰写。
此外，当“旧事”照进现实，绿珠与石崇的“爱情”故事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据《旧唐书·乔知之传》记载：“（乔）知之时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乔知之与婢女窈娘的悲剧，与石崇、绿珠二人的遭遇何其相似？毫无疑问，乔知之一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石崇、绿珠“爱情”故事的成型。随后又在中晚唐一众诗人的吟咏与传奇小说的刻画下，二人殉情之说也就“板上钉钉”了。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沾了婢女绿珠的光，石崇的“人设”反而有向积极一面发展的可能。后人再谈到他时，虽有一部分人批评他生活奢侈、为富不仁，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他的“痴情为绿珠”的行为表示了同情与肯定。看来，历史人物的形象，会随着民间接受、认可的程度，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变化。
参考资料：
1、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91.8
2、房玄龄等撰，吴士鉴、刘承干注《晋书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9
3、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梳《世说新语笺梳》，北京：中华书局，2011.3
4、孙生：《汉魏政治风云与士人的生命忧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2
5、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
6、誉高槐、廖宏昌：《石崇之历史原貌及文学形象演变探微》，《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
7、高胜利：《西晋门阀制度下寒族崛起与文士潘岳之死关系考》，《语文建设》，2015年第15期
8、夏习英、宁稼雨：《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第11卷第2期
9、马吉照、李国新：《石崇、绿珠和唐诗中的金谷园意象》，《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40卷第6期
END
作者| 瀛洲海客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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